导语：前人有一种说法：韩愈文章超过柳宗元，但议论不及柳宗元。柳宗元的管理思想，不像韩愈那样偏于基础，而是面向实用。

　　柳宗元的政论，影响较大的首推《封建论》。他认为，分封和郡县两种制度，都是历史发展的情势造成的，周的分封到了春秋，王室衰微，诸侯得势，有的问鼎轻重，有的射中王肩，诸侯尾大不掉，君臣秩序完全乱套，所以，以郡县替代分封是势之必然。周之败，败在分封，“失在于制，不在于政，周事然也。”秦之败，败在人怨，“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秦事然也。”柳宗元把分封制失败的原因归于制度造成的贤不肖混乱。他强调，治天下之道在于得人，“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后可以理安。”分封制采用世袭方法，是否贤能完全出于偶然，“上果贤乎，下果不肖乎?则生人之理乱未可知也。”而郡县制由君主委派官吏，可以做到选贤任能。柳宗元的这篇政论，对“制”与“政”加以区分，说明了不同历史条件下制度作用和人为作用的不同效果，为管理思想提供了新的视角。

　　然而，柳宗元的论证缜密程度不够，有时会走向偏激。他在比较分封制和郡县制时，强调秦制的优越，除了以汉承秦制为依据外，还声称“继汉而帝者，虽百代可知也”，从而隐含着对郡县制之弊视而不见的危险。由此，他把分封看作私天下，而把郡县看作公天下，把帝制之私仅仅看作能力之私而非产权之私，甚至宣称“公天下之端自秦始”，显然立论不当。在《四维论》中，柳宗元认为廉耻出自礼义，有礼义必然讲廉耻，无廉耻肯定没礼义。所以他断言：“吾见其有二维，而未见其所以为四也。”这种偏失显然忽视了言词含义的丰富性，是以自己的定义作为标准定义形成的论断。较极端者，是他在《舜禹之事》中，把曹丕代汉与舜禹禅让相提并论，认为尽管在公与私、仁与强方面有所不同，但汉已失德，人心归魏，“丕嗣而禅，天下得之以为晚，何以异夫舜禹之事耶?”这就偏离了公认的禅让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