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是个极富激情的人物。在参政议政上，他是个改革者，是个疯狂的，坚定的革新者。不过，他又太目中无人，对改革以外的保守者他都嗤之以鼻，并且同激进的官员对不赞成改革的人物进行了无情的打击。因而他树敌太多，最终为自己的贬谪埋下祸根，使自己一经出京，再也没有回到京城，客死异域。

　　他的极端行为欠缺了儒家的“温柔敦厚”的原则，他总觉得自己的政治革新是前途远大的，是光明的，但却不知道，他们的改革也是冒进的，缺乏群众基础。任何一场改革的成功，除了得到最高层的支撑外，大小官僚也是一种基础，市民百姓也是一种基础。他们的改革只是他们天才的展示，是理想的昙花一现；他们用想当然的思想来变革这个沉疴的国家，不能不说是如海市蜃楼般的虚无缥缈。失败，能不是必然的么？

　　他决不会有刘禹锡的冲天豪气没有他的誓不低头的倔强。性格决定了他的命运，行事偏激决定了他的作为。被贬到地方，使他的理想之翼折断，他将锋芒敛于心中。让自己成为一潭死水，让过去彻底腐烂。但禁闭的心情总是被抑郁的怨气冲垮。他像一只斗败的公鸡，也希望凭借自己的摇尾乞怜能够获得当政者的重新任用。在他的心里，只希望能结束流放贬谪，即使放弃改革也无所谓。

　　他拿起笔来，写些为官治民之道，一则显露一下自己的才华，二则表明自己的治国热情。他虽在地方上，但没有用武之地，他并不是个优秀的官僚，但却是个优秀的文化教育者，传播者。

　　他感慨于地方百姓的愚昧，希望用文化充实他们，让他们守法，循法，尊奉礼仪，更趋向文明。但在他这个博学者面前，这些地方百姓是一群傻子。无论他如何用深入浅出的话来告诫下属百姓，他们也只是点头却没有其他的反映。一个帅才被放置到班长的位置，他能干好么？

　　百姓对自己的遭遇，迫害与压抑，虽心里不满，但都认为是合理的，是自古而然的。他痛恨自己只是个司马，他对百姓的苦难深痛，对当地长官的“土皇帝”式的暴虐愤恨，但是他能怎样？身为罪臣，他的发言权又在哪儿呢？他最终还是落脚到文章的书写，希望自己的文章流传到京城，能够让当政者有所了解，希望自己能借此做百姓的代言人。( 文章阅读网： )

　　他认识了一位姓蒋的捕蛇者，两人推心置腹的交谈，让柳宗元大为感慨。对人民的水深火热之痛，他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他想到了孔子，想到了孔子的对苛政的批评：“苛政猛于虎也。”回想自己当年参与的革新运动，他深切的体味到有许多并不符合民意的举措。他很自嘲，如果改革一直继续，将会是怎样呢？任何好的措施都是可行的，关键是官吏。如果官吏人人为己，贪 污腐 败，再好的改革也只能成为腐 败的温床。

　　他针对蒋氏的谈话，写下了《捕蛇者说》，希望“俟夫观人风者得焉”。但文中描绘的悲惨并不能引起当权者的重视，他们心里也只有一个不为人道的理论：一碗水难端平，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而且，他们中也有些人互相议论：柳宗元不好好呆者，还在卖弄文笔，还是那么张扬，应该让永州地方的官吏好好教训他一下了。

　　永州的官吏对上级的方针政策是运用两手的，该硬时不硬，该软时不软。但对上峰的密令打击柳宗元，他们执行的不折不扣。他们开始克扣柳宗元的俸禄，不给他相应的官署，不让他参与任何政事。永州的大小官吏的排挤压抑，让他变得精神恍惚，他快要疯了，多亏了贴身仆人的努力关怀与开导，他才渐渐将郁闷藏在心里；但这也让他得了不少病，伤害了他一向强健的体魄。他的居室陈旧而嘈杂，漏风漏雨，他无法忍受，在当地百姓的帮助下，他到染溪边，买了一块荒地，盖房建舍，定居于此。

　　为了表示自己的愤懑，他给这儿起名字叫“愚溪”，自己自然成了“愚翁”了。远离那帮白眼的官吏，他的心情也舒畅多了，不久，他就在溪边的一块巨石上刻写了《八愚诗》，并作了《愚溪诗序》。他似乎是自轻自贱自卑，而且满是忏悔；这当然是那帮政敌所希望的。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那些专事搞文字狱的官僚发现，柳宗元虽时时说自己“愚”，但并未批判，反而自我欣赏，而且在文末表明说：“溪虽莫利于世，而善鉴万类，清莹秀澈，锵鸣金石……余虽不合于俗，亦颇以文墨自 慰，漱涤万物，牢笼百态。”于是，这些官僚说：“柳宗元分明是用这种自嘲的方式来辱骂我们，并且说我们是什么俗世之人，他把自己也看的太高雅了；他是在用笔做武器指桑骂槐，攻击我们。”

　　于是，他们下令，断绝对柳宗元的文房四宝的供应，这令柳宗元大为恼火，他愤愤不平：“我写文章管他们甚事！”他当然不会屈服，他就是买也要倾诉自己的愤懑。

　　他用大量的寓言故事来讽刺和说理。他愤恨政治舞台上的那些祸国殃民的宦官，用《三戒》活画出了他们的丑恶嘴脸。柳宗元痛恨这些宦官，正是他们把王叔文革新运动给绞杀了。他藐视那些为所欲为的权宦，他相信，只要这些政治小丑离开皇帝的庇佑，就一无所能，最终也会落得个如同麋鹿被犬狗猎杀的可悲下场。《三戒＊临江之麋》即讽刺了宦官的可笑与可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