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与《传信方》

　　刘禹锡(772至842年)，字梦德，河南洛阳人，为我国唐代著名诗人。

　　历代文人史家评价刘氏时，总是偏重他的文学成就。事实上，刘禹锡不仅在诗文方面有非凡的造诣，而且对医药学也有深入研究，并为后世留下了一本有影响的方药专著——《传信方》。

　　童年时代，刘禹锡体弱多病，他自称，每当见到同龄伙伴个个“武健可爱”时，就免不了为自己的羸弱之躯而羞愧。他在《答道州薛郎中论方书》一文说:“愚少多病，犹省为童儿时，夙具襦袴，保姆抱之以如医巫家。针烙灌饵，咺然啼号。”于是，他从小就有学医的愿望，对医药的兴趣促使他阅读了大量的医药书籍。在于“论方书”中说：“从世医号富于术者，借其书伏读之，得《小品方》，于群方为最古;又得《药对》，知本草之所自;考《素问》识荣卫经络百骸九窍之相成;学切脉以探表候”。正是在这种勤勤恳恳的用心钻研下，不仅丰富了他的医药知识，学会些治病方法，并且他用所学技能为亲属和朋友治病时，还经常收到满意的效果。他还以“行乎门内，疾辄良已，家之婴儿，未尝诣医门求治”而自豪。尽管刘禹锡最终未成为一个“职业医生”，还自谦是“行乎门内”。但我们从他所撰集的医方治病的记述中，有“前后试验数十人皆应”、“此极神验，得力者数十人”等话来看，刘氏并非对医术仅识其皮毛，而是达到了相当的水平。

　　中年后，刘禹锡对医学的兴趣未减，在医药学的贡献是编集了《传信方》一书，此书完成于元和十三年。刘于自述撰集经过说：在连州(今广州连县)时，与他在医药研究上志同道合的好友薛景晦，送给他一本薛氏自编的《古今集验方》。刘氏在读后给予了充分肯定和赞扬。而薛氏写信也请刘禹锡将自己积累的医方及用过验方也拿出来交流交流。刘听从了朋友的建议，于是就将行箧中积得的或经验证有效的五十余方汇集成书，取名《传信方》。“传信”一词颇为贴切，意思就是把自己所确信的东西传告别人，此词出自《春秋》“信以传信”之义。

　　《传信方》中每个方药“皆有所自”，大多数来自民间有事迹可传的验方。比如“芦荟甘草治癣方”是刘氏在少年时从一卖草药摊上学来的;“葱涕治打仆损伤方”是从一位不知名的“军吏”那里学到的;“柳宗元救治三方”是从同僚挚友柳宗元那里获得的，等等。这些方药不少是经刘禹锡反复试用证明是有效的，正如刘氏强调的：它们都是“一物足以了病者”的单方和验方。

　　《传信方》虽只收录了五十余方，但涵盖了内、外、妇、儿、口腔、眼科等多科疾病，如腹痛、霍乱、脚气、痢疾、疔疮、月经病、虫咬伤等。这些都是当时的常见病。所收方药还具有“廉(价廉)、验(有效)、便(易得)”三个显著特点，如大豆、生姜治腹痛;牛蒡子根治热厥;山李子和野蔷薇根治口疳;稻草灰治跌打损伤等等。所用的药都是房前屋后、山坡沟旁等易得易种的“贱药”，不用花钱或者花极少钱就能得到，这些方药特别深受穷乡下邑百姓的喜爱。

　　《传信方》收录的验方临床价值较高，加之叙述严谨，言语生动，也备受历代医家推崇，宋代著名的《图经》、《证类本草》及明代《本草纲目》等医籍都引用过此书中的药方。有的方还被日本的《医心方》、朝鲜的《东医宝鉴》所收载，说明《传信方》还为中外医学交流作出了贡献。

　　拓展：刘禹锡的诗风

　　刘禹锡及其诗风颇具独特性。他性格刚毅，饶有豪猛之气，在忧患相仍的谪居年月里，确实感到了沉重的心理苦闷，吟出了一曲曲孤臣的哀唱。但他始终不曾绝望，有着一个斗士的灵魂;写下《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重游玄都观绝句》以及《百舌吟》、《聚蚊谣》、《飞鸢操》、《华佗论》等诗文，屡屡讽刺、抨击政敌，由此导致一次次的政治压抑和打击，但这压抑打击却激起他更为强烈的愤懑和反抗，并从不同方面强化着他的诗人气质。他说：“我本山东人，平生多感慨”(《谒柱山会禅师》)。这种“感慨”不仅增加了其诗耐人涵咏的韵味，而且极大地丰富了其诗的深度和力度。

　　刘禹锡的诗，无论短章长篇，大都简洁明快，风情俊爽，有一种哲人的睿智和诗人的`挚情渗透其中，极富艺术张力和雄直气势。诸如“朔风悲老骥，秋霜动鸷禽。……不因感衰节，安能激壮心”(《学阮公体三首》其二)、“马思边草拳毛动，雕眄青云睡眼开。天地肃清堪四望，为君扶病上高台”(《始闻秋风》)这类诗句，写得昂扬高举，格调激越，具有一种振衰起废、催人向上的力量。至于其七言绝句，也是别[1]具特色，如：“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沙沉。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浪淘沙词九首》其八)“塞北梅花羌笛吹，淮南桂树小山词。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杨柳枝词九首》其一)就诗意看，这两篇作品均简练爽利，晓畅易解，但透过一层看，便会领悟到一种傲视忧患、独立不移的气概和迎接苦难、超越苦难的情怀，一种奔腾流走的生命活力和弃旧图新面向未来的乐观精神，一种坚毅高洁的人格内蕴。再如他那首有名的《秋词》：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全诗一反传统的悲秋观，颂秋赞秋，赋予秋一种导引生命的力量，表现了诗人对自由境界的无限向往之情。胸次特高，骨力甚健。

　　刘禹锡早年随父寓居嘉兴，常去吴兴拜访作为江南著名禅僧兼诗僧的皎然和灵澈，据其《澈上人文集纪》自述，当时他“方以两髦执笔砚，陪其吟咏，皆曰孺子可教”，这一早年经历对其后来的诗歌创作影响很深。那么，皎然、灵澈的诗歌主张是怎样的呢?皎然有《诗式》论诗，特别注意两方面，一是主张苦思锻炼，要求诗人在对词句加以精心锤炼之后复归自然，他认为这种自然才是诗的极致;二是极重视诗歌意蕴深远而气韵朗畅高扬的境界，认为“取境偏高，则一首举体便高，取境偏逸，则一首举体便逸”。而这“境”即意境来自创作主体的心境，“真思在杳冥，浮念寄形影”(《答俞校书冬夜》)，即诗人主观心境与审美观念乃是最重要的。灵澈没有诗论传世，但据权德舆《送灵澈上人庐山回归沃州序》说，他“心冥空无而迹寄文字，故语甚夷易，如不出常境，而诸生思虑终不可至……知其心不待境静而静”;又说他常“拂方袍，坐轻舟，溯沿镜中，静得佳句，然后深入空寂，万虑洗然”，可见灵澈也重视在主体的静默观照中赢得意境的空灵深邃，而且语言也是追求自然的。这些见解一方面受到大历、贞元诗风影响，讲究字词锤炼，不露痕迹，一方面则来源于佛教重视“心”即主观体验感受的思想。刘禹锡深信佛教，得其中三昧，在很多年以后他还说，写诗的人应该“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驰可以役万景”(《董氏武陵集纪》)，前句即指语言的简练与含蓄，后句即指主体的观照与冥想。所以他一方面重视通过锤炼与润饰使诗歌的语言既精巧又自然，而反对多用生僻字眼，提出“为诗用僻字，须有来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