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唐之世，诗派并起，刘禹锡独树一帜。其怀古诗尤为出色，能够借古喻今，在诗中表现出恰当的剪裁和独到的构思，将叙事、抒情和议论融为一体。

　　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

　　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

　　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

　　———刘禹锡：《西塞山怀古》

　　中唐时期，在声势煊赫的韩孟、元白两大诗派之外，刘禹锡以他迥异于流俗的“骨干气魄”，独标一格，理所当然地赢得了“诗豪”与“国手”的称誉(白居易《刘白唱和集解》称刘禹锡为“诗豪”，《醉赠刘二十八使君》复称刘禹锡为“国手”)。在刘禹锡的诗歌创作中，最为人称道和推崇的是他的咏史怀古诗。“这些诗语言平易简洁，意象精当新颖，在古今相接的大跨度时空中，缓缓注入诗人源于苦难而又沉潜凝聚了的悲情，使得作品具有一种沉思历史和人生的沧桑感、隽永感。”(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二卷)确实如此，我们在阅读其咏史怀古诗的时候，真切地感受到了这一点。比如《西塞山怀古》这首诗即以其老成的笔触，深沉的怀古诗情，精湛的艺术张力，赢得了人们的称颂。

　　诗人的创作情形是这样的：唐穆宗长庆四年(公元八二四年)七八月，刘禹锡由夔州任调和州任，沿江东下，在经过湖北大冶附近的西塞山时，抚今追昔，感慨万千，写下了这首动人心魄的《西塞山怀古》。《西塞山怀古》在我们面前展示的是一幅历史的画卷，诗人用诗歌这一高度概括、精炼的语言来诉说和评价历史，把特定的历史情节和山川形胜的自然背景和谐地组合在一起，并将秋色不露痕迹地涂抹在画面上，造成了含蓄蕴藉的艺术境界，使读者体会到了历史家的严峻，政治家的敏锐，哲学家的深邃，文学家的伤感。诗歌在深沉的怀古诗情之中，寄寓诗人对国家命运前途的深切忧虑，体现了诗人圆熟的艺术张力，不愧是一首杰出的诗章。

　　“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所说的史实是：距刘禹锡写《西塞山怀古》五百四十四年前，即公元二七九年，西晋武帝司马炎为完成统一大业，下令伐吴，在东起滁州(安徽滁县)西至益州(四川成都)的广阔战线上，以贾充为大都督，组织了数路大军，向吴主孙皓发起了全面的进攻。处于战线最西端的龙骧将军王濬，受诏先于益州造战船，“作大船连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余人。以木为城，起楼橹，开四出门，其上皆得驰马来往”，史称“舟楫之盛，自古未有”①。王濬于公元二八’年正月从成都出发，沿长江向孙皓的首府金陵挺进，并于同年三月在石头城上接受孙皓的投降。这次战争历时五个月，兵将之众多，战区之广阔，战役之复杂，实为罕见。但在广阔的背景和纷繁的历史素材中，作者仅选择了“王濬楼船”和吴主孙皓的投降地金陵城两个镜头。

　　金陵“王气”之说由来已久。秦始皇曾经说过“东南有天子气②”后来的北朝诗人庾信在《哀江南赋》序中也曾经说过“江表王气”一类的话。刘禹锡在《台城怀古》序中也用“王气”来指代封建金陵的六朝封建政权，云：“清江悠悠王气沉，六朝遗事何处寻。”《西塞山怀古》诗中的“王气”，自然专指孙皓的政权。“黯然”一词，本来是指人的神情，这里借以描述孙皓政权在王濬楼船的攻击下，群龙无首、惊慌失措的情形，极言孙皓失败之惨，灭亡之速。“收”字又和上句的“楼船下益州”的“下”字形成连续性的对照，彼一“下”，此即“收”;一个“下”字，凸现王濬楼船顺江东下、势不可挡的气势，一个“收”字，则概括了孙皓腐朽政权分崩离析、兵败山倒的颓势。

　　《西塞山怀古》历史画卷上的第二个情节是：“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尽管历史书上说王濬的军队“自发蜀，兵不血刃，攻无坚城，夏口、武昌，无相支抗”③，但实际上，吴人还是进行过多次反抗。王濬就曾战丹杨(湖北秭归)，克西陵，占荆门、夷道(湖北宜都)，攻乐乡(湖北松滋)，身经数战。不过，这些纷繁复杂的战争素材，都被刘禹锡略去了。为了突出“黯然收”的实际效果，诗人只选择了被王濬用火炬、麻油烧融沉江的铁锁和孙皓的一面降旗，而且在“铁锁”和“降幡”两个诗歌意象中，更以貌似坚实的“千寻铁锁”来衬托“降幡出石头”的情节，这自然是精心提炼的结果。从构思的角度看，这两句是“金陵王气黯然收”的具体化、形象化。“幡”即旗，不言旗而言“幡”，寓贬意。“千寻铁锁”是吴人于江险碛要处设置的障碍，表明孙皓的反抗。就孙皓而言，兵非不多，将非不广，地非不险，城非不固，但由于他内政不修，荒淫误国，“或剥人之面，或凿人之眼”，“是以上下离心，莫为皓尽力”④，所以“铁锁沉”而“降幡出”。历史学家说孙皓“积恶已极，不复堪命”⑤。可见“铁锁沉”而“降幡出”是历史的必然。一“沉”一“出”，不仅见其失败与灭亡之关连，含蕴了深刻的历史教训，并且也为下联的“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作了铺垫和准备。

　　对于该诗的评价其实古来并不一致，如清人方植之在评论刘禹锡的《西塞山怀古》时说：“西塞山属武昌府。此地孙策、周瑜、恒玄、刘裕事甚多，此所怀独王濬一事”，又“无自己在诗内”，所以“此诗无甚奇警胜妙”⑥。我们认为这个说法是不符合实际的。诚然，和西塞山关联的历史人物和事件是很多的，但刘禹锡独选王濬一事，却有深刻的寓意。王濬是西晋伐吴战争中的一支奇兵。他从西到东，纵横数千里，直取石头城，不失为伐吴战争中的风流人物。把王濬作为抒写的中心，不仅于突出兴亡的主题有利，且亦能增加诗歌的传奇色彩。此外，王濬伐吴是从四川到金陵，刘禹锡由夔州刺史调和州刺史，也是从四川到金陵附近，两人行进的路线相同，但两人的境遇却相反：王濬完成了一代伟业，刘禹锡则因永贞革新的失败而长期贬官在边远州郡。赴任途中，诗人身临王濬东征旧境，即地怀人，因人感事，就事抒情，以古喻今，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由此可见，《西塞山怀古》于叙事上精心提炼和选择情节，化复杂为单纯，是完全从诗的构思和主题出发的，并没有随意性。正因为《西塞山怀古》的选材概括了历史的因素和寄寓了个人的感慨，达到了言简意赅、意在言外的艺术境地，所以施补华《岘佣说诗》云“‘王濬楼船’四语，虽少陵动笔，不过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