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的爱情诗可以分为有题诗和无题诗两种，都具有独特的悲怆清丽之美，而这其中也包含了诗人大量的情感轨迹和荣辱沧桑。

　　李商隐写过不少《无题》诗，也有一些用诗里前两个字或句中两个字做题目的，也等于无题。这些无题诗大多数是写爱情的。另外还有一些有题的爱情诗。他的爱情诗约近一百首，占他现存的五百多首诗的五分之一左右。

　　李商隐有些诗表面看来是写爱情的，实际上却不是写爱情而是有所寄托的。他的爱情诗和这种有所寄托的诗极易混淆。李商隐的诗本来隐晦难解，而历代笺注家又加以附会和歪曲，所以情况比较复杂。

　　一、李商隐爱情诗的隐晦难解

　　首先，李商隐的诗大多是学庾信、杜甫等人的，用典深辟而且特别多，所以比较曲折，较难掌握。有的竟使人读过之后如坠入云里雾里而不知哪里。鲁迅先生曾经说过：“玉谿生(李商隐自号)清词多句，……而用典太多，则为我所不满(《给杨霁云》《鲁迅书简》下册六九七页)其次，他力求“精纯”(元好问《论诗绝句》语)，刻意为工。有时就免不了像王安石说的那样“语工而意不及”(《文献通考》卷十八下引)，即陆游所说的“锻炼之久，及失本指，所削之甚，反伤正气”(《渭南文集》第三十九卷《何君墓表》)。他自己说是“题时长不展，得处定应偏”(《谢先辈访纪念拙诗甚多异日偶有此寄》)可以看出这种情况。第三，他用别人的诗体来写诗，也是难解的一个原因。钱良泽说：“义山学杜者也，间用长吉体作《射鱼》、《海上》、《燕台》、《河阳》等诗，则不可解，……疑是唐人之词，当时亡人自能喻之，传之既久，遂莫晓所渭耳”。(冯浩《玉谿生诗详注》引)。何焯举《烧香曲》为例说：“长吉诗虽奇，然指趣故自分明，若义山则徒令人循诵而莫喻其赋何事而。”(《义门读书记》)。他们的说法都是有理由的。以上几点都是在从写作技巧方面说的，但李商隐的诗有些写的极为曲折，诗意一层深入一层，表现了恋爱中的复杂、变化的情感，浪漫主义的气氛也相当浓厚。所以李商隐的爱情诗不可一律作浅近的解释。不过李商隐的爱情诗的隐晦难解只要是前三点，这一点却是他的蕴藉所在。这是应该着重指出的。连纪昀等人评他的诗也常常说是：“不可解”，屈复的《玉谿生诗意》，张彩田的《李义山诗辩证》，汪辟疆的《玉谿诗笺举例》虽然都有一些新的见解，但是出于主管的附会而不怎么可靠的也是不在少数的。

　　李商隐的爱情诗，特别是某些著名的作品遭到了异常可惊的曲解和附会。一千多年以来纷纷有人追随，弄得难解难分。有人竟然把这近百首诗几乎全部解释成了寄托，如吴乔，冯浩及至张彩田，汪辟疆等人。他们不是说诗人在写令狐綯与自己的交疏和陈情，便是说写他自己政治上的失意，等等。(吴乔《西昆发微》中引用杨孟载的话说：“义山无题诗，皆寓言君臣遇合，得其旨矣。”他的序文说：“义山少年受知于楚，而复受王、郑之辟，綯以为恨，……义山心知疏，而冀幸万一，故有无题诸作。”冯浩在注《即日》的时候竟然说：“穿凿之讥。吾所不辞耳。”)纪昀也说他的无题诗大多都是在讲美人香草之遗。此外，还有人解说这些诗几乎全是悼亡(哀悼亡妻)，或者全是寻花问柳的作品。有人又主张不求甚解，如冯班曾说：“如见西施，不必能名然后见其美。”(《李义山诗集辑评》)而苏雪林则把这些诗解释成李商隐与宫嫔恋爱所作的，李长之却又认为“这些爱情诗主要是写给与他后来结了婚的王氏的。”(《李义山论纲》《文学遗产》一五二期)。这样的主观解说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反而给读者造成了混乱。人们不禁要问：难道李商隐的爱情诗真的没有“达诂”的吗?

　　我不赞成冯浩所说的：“实有寄托者多，直作艳情者少。”但也不否认李商隐的作品中有少数是借爱情诗的形式以抒写讽刺寄予的内容的。李商隐晚年也曾说过“楚雨含情皆有所托”的话。比如《无题》的“幽人不倦赏”，“万里风波一叶舟”等诗就绝不是写爱情的。又如“待得郎来月已低”一首，也不是爱情诗。所以我们在谈李商隐的爱情诗时应该把这些去掉不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