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是我国古代最辉煌的长篇抒情诗。它不仅是屈原作品中一篇最长的带有自叙性的抒情诗，也是我国古代乃至世界史上最伟大的诗篇之一。全诗共373句，2490字。诗中揭露并批判了楚国的黑暗现实，表达了诗人追求政治革新、振兴楚国的美好理想，反映了诗人不屈不挠的斗争意志和不惜以身殉国的崇高精神。其容量深广，意境开阔，想象丰富，构思奇特，词藻绚丽，气魄宏伟，抒情深厚，别具一格。在古典诗歌中首屈一指，如此古典文学之品位为后人所不及。

　　对于《离骚》诗篇的争议比较多，如《离骚》题意、作品中涉及的人和事及创作时间等，本文着重简述创作时间问题。

　　古今学者对于《离骚》创作时间的争议主要有三类意见：

　　1、作于楚怀王时。此说源于司马迁。他在《史记•屈原列传》中，叙述上官大夫夺稿进谗于楚怀王而使屈原被疏之后说：“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雅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说明《离骚》是在怀王时创作的，而且是屈原被疏后的作品。但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却说：“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司马迁在《史记》中说是“被疏”时作，在此又说是“放逐”时作，这里牵涉到“疏”与“放逐”的涵义问题。大部分楚辞学者认为“疏”是指屈原最初受到楚怀王的信任，而遭上官大夫等人的谗言后则失去信任，关系疏远了。“放逐”是指屈原被楚王逐出朝廷，被流放于外，如汤炳正、褚斌杰等。对于司马迁的说法有两种解释：其一，《报任少卿书》中说“屈原放逐，乃赋《离骚》”，不是司马迁原文所有，而是后人整理时窜入的，所以才形成前后矛盾。林庚《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1)即主此说。其二，认为《报任少卿书》所说的“放逐”并非“放逐”实意，汤炳正《屈赋新探》(2)对此解释说：“史迁对传记文与抒情文在行文措辞上的不同。……‘屈原放逐，乃赋《离骚》’一语，乃史迁以概括之笔抒其情，并非以叙述之笔结其事。而且相对成文，同‘疏’别于放;如综括其事，则‘放’可兼‘疏’。”汤炳正的意思是说，司马迁在此是以抒情的语调来概括屈原事迹的，并不是为屈原立传而叙述屈原被放逐，此处的“放逐”与“疏放”相近，“放”中包含“疏”，是特殊文体的特用，并非“放逐”本意。王逸《楚辞章句•离骚经序》说：“王乃疏屈原，屈原执履忠贞而被谗袤，忧心烦乱，不听所诉，乃作《离骚经》。”这里的“王”是指怀王，说屈原在怀王朝被疏后作《离骚》。班固亦认为《离骚》作于怀王朝屈原被疏时，他的《离骚赞序》说：“屈原初事怀王，甚见信任，同列上官大夫妒害其能，谗于王，王忠而疏屈原。屈原以忠信见疑，忧愁幽思，而作《离骚》。”但认为《离骚》作于怀王时期的学者中，也有部分认为是屈原被怀王放逐时所作。刘向《新序•节士》说：“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大夫，有博通之知，清洁之行，怀王用之。秦欲并诸侯，并兼天下。屈原为楚东使于齐，以结强党。秦国患之，使张仪之楚，货楚贵臣上官大夫靳尚之属，上及令尹子兰，司马子椒，内贿夫人郑袖，共谮屈原。屈原逐放于外，乃作《离骚》。”刘向认为怀王听信上官大夫、郑袖等人对屈原的谗言而放逐屈原，屈原遭逐而作《离骚》。至此，可从以上看出，认为《离骚》作于怀王朝存在两种说法，即屈原作于怀王朝时被疏和怀王朝时被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