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李清照个性意识的探寻

　　对作者的个性特征和气质的研究和探讨，一直是易安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庄慕萱《浅谈李清照的个性气质对其词创作的影响》(《浙江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诸葛忆兵《李清照个性成因及其表现》(《东岳论丛》1997年第3期)、康丽云《从李清照个性特征论易安体》(《宜春师专学报》1997年第6期)、何锡章《心灵与情感美的歌：读李清照的词》(《华中理工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等数篇论文，即是对易安个性气质的继续探讨。但是，他们又与过去的文章稍有不同，主要试图以词人的个性气质为切入点，结合词人的生活经历，探寻词人的心灵世界和性格品质及其在词作中的表现。其中，诸葛一文是值得关注的一篇。文章认为，“自主、自强、自信”是李清照的性格品质，具有鲜明的叛逆个性。这种个性品质的形成，与李清照的生活环境和人生阅历密切相关：首先，良好的早期教育和自由的家庭环境，为李清照的身心发展和个性形成提供了一个宽松的环境;其次，美满、幸福的婚姻生活，使李清照对生活更加充满了信心，其“自主、自强、自信”的性格最后定型，并且终其一生，这种性格品质没有改变。在现实生活中，李清照处处流露出叛逆的个性，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1、“作诗讥刺公公赵挺之”;2、“始终关切国事，不愿默守闺中”;3、“晚年再嫁和离异”;4、“敢于批评男人世界中之名流”;5、“文学创作独辟蹊径，自成一家。”

　　从“自我意识”层面探讨李清照的深层心理，成了近几年李清照研究的热点。研究者们纷纷撰文，大小论文不下10余篇。刘淑丽的《试论李清照自我意识的觉醒》(《山西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一文认为，“李清照自我意识的觉醒一扫以往文学中的女性迷失与臣妾意识，第一次将自我作为抒情主人公形象坦露在读者面前”;苏萍的《试论李清照的才女意识》(《山西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一文，则从“博学与雅趣、真情与灵气、高傲与叛逆、忧郁与忧患”四个方面，分析探讨了李清照独特的才女意识;吴爱民的《试析李清照诗词中抒情主人公的自我形象》(《安徽大学学报》1999年第5期)一文，认为李清照词作在不同时期塑造了词人不同的自我形象(天真的少女、多情的少妇、有志的才女和抑郁的老妪)。以上数文，或从抒情形象方面，或从性格特征方面探讨李清照的“自我意识”，均各具特色，形成了易安研究的一个小高潮。

　　陈武阳的《李清照主体创作中的自我张扬论略》(《江西社会科学》1998年第12期)、王金寿的《易安词女性意识再评价》(《西北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是研究李清照“自我意识”较有影响的两篇文章。陈文别开生面，从爱情意识、女性意识和个性意识三个层面，针对李清照文学创作中自我主体意识的张扬作了概括的论述。文章认为，李清照词作爱情意识的表现，不在艺术上，而在思想上，即创作主体摆脱了封建宗法意识的束缚，大胆、真切地表露了自我的爱情意识;其女性意识的凸现，是通过在词作中表现深广的爱国情怀，并站在女性的角度，把女性和文化努力地结合起来;其个性意识的张扬，则通过对自我形象描述的强烈的个性化得以实现。文章最后指出：“李清照主体创作中对自我女性意识的张扬，在一定意义上是对封建宗法意识和历史的传统文化意识的背叛，她要在背叛中突立自我作为女性的尊严，在自我认识中，张扬人性和女性意识。”王文则自有见地，认为李清照独特的女性意识从以下三方面折射出来：1、“何须浅碧轻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的桂花形象——倜傥洒脱、自信乐观的‘丈夫’气质和崇尚淡雅高洁的意识”;2、“‘不如随分樽前醉，莫负东篱菊蕊黄’的菊花形象——旷达超逸的隐士风度和崇尚独立人格的意识”;3、“不效颦于汉魏，不学步于盛唐，应情而发’、‘风神气格，冠绝一时’的卓然才气、独创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