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贺与李商隐那些事

时间:2021-08-31

  天才诗人李贺,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财富,对后代影响深远。下面谈谈李贺与李商隐的那些事,欢迎阅读。

  序 言

  李贺的诗歌历来为人所称道,晚唐著名诗人李商隐就喜爱李贺的诗歌创作方法,曾刻意效仿而为之。其实他与这位前辈素未谋面,而是心知。他们的诗歌创作中有许多相似之处,不仅体现在李商隐可以学习李贺的那些诗歌方面,也体现在李商隐其他的诗作上。历来学者研究他们的著作很多,但大多观点在是李商隐学习李贺而写了几首诗,但是笔者认为《锦瑟》、《无题》诸首等作品的创作也受到了李贺的影响;而这种影响不仅出于李商隐对李贺诗歌的喜爱,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两个人有着相同的身世、遭遇,所以李商隐的一些诗歌之所以采取那样的创作方式是有其必然因素的,因此本文将结合两个人的身世、生平,对他们这些诗歌创作方式形成的必然原因作以探讨,并对他们的一些看似不同、实则相似的诗歌出现的原因作以论述。

  一 、李贺与李商隐诗歌的相似之处

  李贺的诗歌历来为人所称道,晚唐著名诗人李商隐就喜爱李贺的诗歌创作方法,曾刻意效仿而为之。其实他与这位前辈素未谋面,但他在李贺死了几十年后,曾为这位前辈写了一篇小传。这篇小传并没有像一般的传记那样介绍其身世经历,只记述了他的两件轶事:

  京兆杜牧为李长吉集叙,状长吉之奇甚尽,世传之。长吉姊嫁王氏者,语长吉之事尤备。长吉细瘦,通眉,长指爪。能苦吟疾书,最先为昌黎韩愈所知。所与游者,王参元、杨敬之、权璩、崔植辈为密。每旦日出与诸公游,未尝得题然后为诗,如他人思量牵合以及程限为意。恒从小奚奴,骑距驴,背一古破锦囊,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及暮归,太夫人使婢受囊出之,见所书多,辄曰:“是儿要当呕出心乃已尔!”上灯,与食,长吉从婢取书,研墨叠纸足成之,投他囊中。非大醉及吊丧日率如此,过亦不复省。王、杨辈时复来探取写去。长吉往往独骑往还京、洛,所至或时有著,随弃之,故沈子明家所余四卷而已。

  长吉将死时,忽昼见一绯衣人,驾赤虬,持一板书若太古篆或霹雳石文者,云:“当召长吉。”长吉……不愿去。绯衣人笑曰:“帝成白玉楼,立召君为记。天上差乐,不苦也!”长吉独泣,边人尽见之。少之,长吉气绝。……太夫人急止人哭,待之如炊五斗黍许时,长吉竟死。王氏姊非能造作谓长吉者,实所见如此。呜呼!天苍苍而高也,上果有帝耶?帝果有苑圃宫室观阁之玩耶?苟信然,则天之高邈,帝之尊严,亦宜有人物文采愈此世者,何独眷眷于长吉而使其不寿耶?噫!又岂世所谓才而奇者,不独地上少,即天上亦不多耶?长吉生时 二十七年,位不过奉礼太常,时人亦多排摈毁斥之。又岂才而奇者,帝独重之,而人反不重耶?又岂人见会胜帝耶?

  我们看,这两件事写的多么奇怪,第一则写李贺一生都在与诗纠缠,为诗的尽心竭力,几乎可以说是入魔了;接着就写了李贺的死,是“帝……立召君为……天上差”,既是李贺的死因,又交代了李贺死后的归宿。这虽然不是什么唐传奇,但情节的匪夷所思确实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他之所以这么写,虽是可能有所耳闻,但他能够采信此说,也是出于自身的意愿,希望事情是这样的。他心里不愿接受李贺这样的诗人短短的一生就此结束,也不愿把他生命结束的原因归于自然因素,甚或可能感到了自己的生命里程竟与其如此相似,因此幻想着事情也许不是那样,是李贺接到了“上差”,成为“天使”——在人间未能受到重用,竟得到了上天的垂青。把希望寄托在虚无飘渺的神话世界里,又是何其悲哀啊。

  其实李贺真正的死因应该不在于生活的窘迫,因为他虽然家道落魄,但从他有不止一处住所,且有庭院,又“从小奚奴”,“ 婢受囊出之”这些情况看,绝不会三餐不济的。我认为其实真正的原因来自三方面:酗酒、苦吟和精神上的压抑。而这三方面正是产生他诡异奇幻的诗歌的原因。

  研究他诗歌的著作很多,笔者很认同钱钟书对他的一些看法。他在〈〈谈艺录〉〉初版中指出李贺涉世未深,刻意为诗的特点:“长吉铺陈追琢,景象虽幽,怀抱不深”,将李贺看作“寄意于诗之屈平”的做法是“强为索隐,梦中说梦。”但同时指出李贺诗歌中又确有含义深刻的诗作,不能视而不见:“若偶然讽喻,则又明白晓畅,如《马诗》二十三绝,借题抒意,寄托显明。又如《感讽》五首之第一首,写县吏诛求,朴老生动,真少陵《三吏》之遗。”二是高屋建瓴,注意联系时代。李贺诗中有两大主题:一为“侘傺牢骚,时一抒洩”,一为“于光阴之速,年命之短,世变无涯,人生有尽,每感伤低徊,长言永叹。”他把这两种类型的诗歌放到整个时代去考察,在与李白杜甫、韩愈、孟郊等人的诗歌比较中见出李贺诗歌风格的独特:“(贺诗)皆深有感于日月逾迈,沧桑改换,而人事之代谢不与焉。他人或以吊古兴怀,遂称及时行乐,长吉独纯从天运著眼,亦其出世法,远人情之一端也。所谓‘世短意常多’,‘人生无百岁,常怀千岁忧’者非耶”。这已不仅仅是古人所强调的“知人论世”,而更多地从人生哲学的高度深化了对李贺诗歌的认识。三是指出了李贺诗最大的特点在于“修辞设色”,而“谋篇命意,均落第二义”。 而李贺诗歌创作的方法被成为“长吉体”。关于“长吉体”,陈伯海在《李贺诗歌二题》(载《上海师范学报》1980年第4期)中的见解很精辟,他说:“长吉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提起这个名词,人们很容易联想到‘牛鬼蛇神’、‘怪怪奇奇’的作风。

  确实,李贺有一些诗篇写到上天入地、神仙鬼怪,富有他个人的特色,但局限于这样来理解‘长吉体’,则是很肤浅的。也有人专注眼于李贺的‘字字皆雕锼’,用‘奇而入怪’来概括其创作特点,也是不够全面的。‘长吉体’的特殊风格确在于‘奇诡’二字,但不光是题材或语言的诡异,主要的还在于诗歌意境和构思的新奇谲怪;题材、语言等因素,则是从属于其整个意境与构思的。”最后还特别强调:“李贺诗歌艺术的特点主要在于意境和构思的奇诡,或者换句话说,是用越出寻常轨辙的深曲的构想来驱逐和铸造新奇不凡的语言及生活材料,以形成其奇谲瑰丽的艺术境界,这也就是长吉体的基本解说。”其突出强调的是意境和构思的奇诡。李军《论长吉体的艺术特征》(载《宁夏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把长吉诗歌的艺术特征概括为四个方面:诗歌题材的虚幻化、诗人形象的艺术化、艺术表现的独特化(化丑为美、通感变形手法、夸张、写梦)、语言风格的多样化(既晦涩难懂又明白晓畅,既奇幻瑰丽又精警凝练),并作了深入而具体的分析,颇为切合长吉体诗歌的个性特点。

  那么李商隐呢?他的思想较为复杂,诗写得“隐词诡寄”(张采田语),“深情绵邈”(刘熙载语),“寄托深而措辞婉”(叶燮语)。有时因为种种原因,在写诗时他还故意“埋没意绪”(冯浩语),“纤曲其旨,诞漫其词”(朱长孺语),因此诗意婉曲晦涩,索解良难!连诗人元好问读后都不免喟叹道:“望帝春心托杜鹃,佳人锦瑟怨华年。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北宋初年一些诗人效法李商隐那种追求辞藻华美、对仗工整的诗体, “先朝杨、刘风采,耸动天下,至今使人倾想”(转引自《后村先生大全集》174卷),学子纷纷效法,号为“西昆体”,流行一时。”(欧阳修语)形容李商隐的诗歌创作方法,有一个很有名的形容,叫“獭祭鱼”。这是讽刺他诗歌用典,像水獭扑捉到鱼后堆积起来一样堆砌典故。元好问论诗绝句中说:“诗家总爱西昆好,但恨无人作郑笺”。无题诗就写得极为华丽晦涩,像“蜡照半笼金翡翠,麝熏微度绣芙蓉”和“金蟾啮锁烧香入,玉虎牵丝汲井回”, “金翡翠”是用金线绣着翡翠鸟图案的帷帐,“绣芙蓉”指绣有芙蓉花纹的床褥。“金蟾”是香炉,“玉虎”是玉石装饰的虎状辘轳。“香”“丝”谐音“相思”——如此晦涩难懂,这都是“刻意为诗”的一种表现。

  李贺的刻意,在于为诗务求诡艳、奇绝,李商隐的刻意在于意象的隐秘、用典的晦涩——笔者认为,他这种做法一是如前人所说的“隐事于诗”,同时也是一种“示才”的方式。“示才”的目的在于要获得别人的认可——不是诗坛同人,而是朝廷当局。试想,二李都是自小便负诗名,又都积极于仕途,不幸当权者“不问苍生问鬼神”,正式的考试难以再有所图,当然只好拿出中国文人祖传的把戏,寻觅“终南捷径”了。其实这也不是不可能,宋高宗茶楼点赵升,不知引起了多少读书人的艳羡。可惜二李没那么好的运气,都没能走通这条捷径,反倒害得自己引人嘲讽,真是始料所不及了。

  李商隐的诗歌中关于人生的反思,虽不能用高屋建瓴来形容,但“于光阴之速,年命之短,世变无涯,人生有尽,每感伤低徊,长言永叹”地也非常好,这两点结合的代表作就是〈〈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他活了46岁,虽不像李贺的英年早逝,但也无论如何不能算是长寿。那么诗中的流露出来的那种迷惘、孤独、悲戚、无助,又要受过多少打击才能形成呢?有许多人一生庸碌,也没有觉得悲哀;但诗人有一颗敏感的心,他的痛,要比别人强烈得多,所以这绝不是“少年不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而是真正对人生的反思,对现实的困惑。

  而所谓“修辞设色”,而“谋篇命意,均落第二义”,李商隐更是当之无愧。〈〈无题〉〉历来是学者们乐于研究的作品。田晖东的读诗札记〈〈李商隐的〈无题〉四首〉〉中说,“他的一些《无题》诗,往往完全抛开了意象间表面的逻辑关系。”(下仅录其一以作例证)

  其一

  来是空言去绝踪,

  月斜楼上五更钟。

  梦为远别啼难唤,

  书被催成墨未浓。

  蜡照半笼金翡翠,

  麝薰微度绣芙蓉。

  刘郎已恨蓬山远,

  更隔蓬山一万重。

  对于第一首,田晖东说是“象征人生与爱情均像梦一样,空虚,变换而飘忽不定,但爱的痛苦,对梦的装点,反而比现实更有诗意。梦醒时只是些华贵而重浊的俗物,挤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男主人公因不能赴约,除了自身的痛苦,还在细细地品味情人的处境和痛苦,想到她含有微词的心酸,更加上一层负疚感。”

  这首诗写得流畅自然,但结构仍是曲折的,诗的旋律,梦一样地单纯美妙,也像梦一样变换自如。

  这四首诗,语言雅俗相嵌,对比强烈,反差很大。用传奇,历史故事,将你带入一种美的文化氛围,用奇丽的结构,用真实的生活和心理细节提炼为一串闪光的而厚重的诗行。表面毫不相干,内蕴联系绵密。即使你似懂非懂,仍能感到它的美丽,拨动你内心的某根和弦。

  从形式上讲,《无题》四首打破了唐代组诗的格式,诗体不一,两首七律,一首五律,一首乐府,相互之间,音韵和手法的变化,既不同又和谐统一。质朴和华丽,温婉与骨力,滞碍和流畅,都由一条感情的红绳串连一起。

  这样的形式,用“修辞设色”,而“谋篇命意,均落第二义”形容,真是再贴切不过了。

  李商隐还曾明题“效长吉”写了一首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