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李白诗歌风格的多样化，前人多认为来自于对鲍、谢的学习，自然山川的陶冶和李白自身性格使然。文章通过对李白诗歌的分析，认为李白是在考虑了唐诗的传播方式以及诗歌的传播对象后而创作的，因而对其诗歌风格产生了影响，目的是为了制造特定声誉以获得社会的承认和皇帝的赏识，从而走上仕途，建功立业。

　　论文关键词：李白　诗歌风格　传播因素

　　一　前人对李白诗歌风格形成原因的认识

　　李白在世时已名闻宇宙，以匹夫而动九重，诗名之盛远非时人可比，“千载独步，唯公一人”。论及李白诗歌风格，千载以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说:“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将其风格概括为一个“奇”字;元镇说李白的风格是“壮浪纵志，摆去拘束”,沧浪诗话》贝组谓“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将其归于飘逸一类;王世贞《艺苑厄言》卷四云:“太白以气为主，以自然为宗，以俊逸高畅为贵。现在一般文学史和研究者多以“飘逸”总括之。至今一些有影响的中国文学史教材仍然采用“飘逸”之说概括李白的诗风。

　　其实，李白的风格有其多样性。朱熹说曾说“李太白诗不专是豪放，亦有雍容和缓的”。如“抒发性灵，寄托规讽”的五十九首古风就不都是“飘逸”的，恐怕是以古朴厚实为主。这一点不但从前人“指事深切，言情笃挚”的评论见出消息，而且从“自风骚以迄太白，皆一线相承”的赞誉亦能悟出道理。又如李白140多首乐府诗，有人跟老杜对照，认为“工部缓，供奉深”，像《梁甫吟》、《行路难》、《将进酒》等名篇，多以哀怨骚人的笔触极尽感士不遇之苦，实在看不出“飘逸”来。及至律诗、绝句，李白写得各具特色，要以“飘逸”概夕.寒难特合。

　　对于李白诗歌风格的成因，也有不同的看法。如杜甫就说“清新庚开府，俊逸鲍参军”，认为是学习庚信、鲍照的结果;《河岳英灵集》评李诗云:“李白性嗜酒，志不拘检，常林栖十数载，故其为文章，率皆纵逸。将诗歌风格归结为人格的反映;同是李白朋友的另一位诗人任华在《杂言寄李白》中对李诗的风格和形成原因作了更为详尽的分析和描述，诗云:“古来文章有奔逸气，耸高格，清人心神，惊人魂魄，我闻当今有李白……登庐山，观瀑布，海风吹不断，江月照还空。

　　余爱此两句。登天台，望渤海，云垂大鹏飞，山压巨鳌背(一作“波动巨鳌没，”)，斯言亦好在。至于他作，多不拘常律，振摆超腾，既俊且逸，或醉中操纸，或兴来走笔。手下忽然片云飞，眼前划见孤峰出。‑任华以“奔逸”和“既俊且逸”来概括李白诗歌的风格，并从人格与风格的紧密联系来加以说明，这种风格的形成是受山川自然之气长期陶冶的结果，宋人孙觑在《送删定侄归南安序》中也说:“李太白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一泉之劳，一山之阻，神林鬼家，姐魅之穴，猿杭所家，鱼龙所宫，往往游焉。故其为诗，疏宕有奇气。”

　　元和十二年，范传正为李白新墓作碑铭，对李白的性情抱负、人格气度以及诗歌风格作了详尽的描述分析，范《碑》云:“(白)受五行之刚气，叔夜心高;挺三蜀之雄才，相如文逸。瑰奇宏廓，拔俗无类。将李诗风格的阐释建立在分析诗人性情抱负和人格气度的基础上，却又打上“宿命论”的烙印。裴敬《翰林学士李公墓碑》说得更干脆:“先生得天地秀气耶!不然，何异于常之人耶!……故为诗格高旨远，若在天上物外，神仙会聚，云行鹤驾，想见飘然之状。完全将李白诗歌风格成因神秘化了。这种观点直接影响了后人对李白的再认识，如《文献通考》引宋祁语云:“太白仙才，长吉鬼才。”欧阳修(太白戏圣俞》诗云:“开元无事二十年，五兵不用太白闲。太白之精下人间，李白高歌《蜀道难》。‑徐积(李太白杂言》云:“至于开元间，忽生李诗仙。是时五星中，一星不在天。”这种神秘化的倾向必然导致对李诗风格的现实基础的忽视，陷于不可知论的泥潭。

　　星宿论固然不可信，将诗风归于山川自然之气长期陶冶的结果亦似是而非，而完全归于诗人个性的反映，虽能解释部分诗歌，却无助于对李白诗风的整体认识。对李白诗歌风格的分析比之对其他唐人诗风的分析要更困难一些，这首先是因为李白的诗歌不依常理，不守常规，率性而作，“但贵乎适其所适，不知夫所以然而然。严羽在仔细研究过李白诗集后发出感叹:“观太白诗者，要识真太白处。;其次在于李白创作动机的多样化，一方面“我欲攀龙见明主”，“为君谈笑净胡沙”，幻想功成业就图阁渔隐，另一方面却是“向君发皓齿，顾我莫相违”，“莫持西江水，空许东溟臣”，低声下气以求馈赠。近乎完美的仕进理想和近乎绝望的仕途现实，使诗人的创作动机更加复杂化。第三就是李白为了使自己“以匹夫而动九重”，已认识到了传播的社会力量。《独异记》载:子昂初人京，不为人知。有贾胡琴者，值百万，豪贵传视，无辨者。子昂突出，顾左右以千婚市之。众惊问，答曰:“余善此乐。”皆曰:“可得闻乎?’’曰“明日可集宣阳里。”如期偕往，则酒肴毕具，置胡琴于前。食毕，捧琴语曰:“蜀人陈子昂，有文百轴，驰走京毅，碌碌尘土，不为人知。此乐贱工之役，岂宜留心?”举而碎之，以其文轴遍赠会者。一日之内，声华溢都。时武枚宜为建安王，辟为书记。假如这件事可信的话，小陈子昂4O多岁又是同乡的李白不可能不知道这件事。初出川时，李白以诗投渴名流，“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喜爱题壁的李白登黄鹤楼时，看到崔颇的题诗后搁笔叹道，“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颇题诗在上头”，说明李白已经有了很强的传播意识:宁愿罢笔也不甘居人后。“滴仙”之名是贺知章在李白初人长安时当面奉送的，他竟终生以此自称:“青莲居士滴仙人”，“大隐金门是滴仙”，更以早年与司马承祯相交往时说的客套话“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相佐证，这个他在世时叫得很响，死后无人敢膺的绰号，虽缘于关诗人贺知章所赠，但更重要的是看重它的传播效果。可见李白也是自觉地重视民间这种口头传播的力量的，并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中恰当地考虑到了传播的因素，因而对其诗风也产生了影响。如果我们对李白的诗歌作些分析，会发现李白的诗歌风格和传播因素有着很大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