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生平浪迹天下，而大起大落的身世遭遇又使他广泛接触了生活的各个层面。他的鲜明的个性就是在充分吮吸时代气息的基础上形成的。李白自年轻时就慷慨自负，不拘常调，“常欲一鸣惊人，一飞冲天，彼渐陆迁乔，皆不能也”(范传正《唐右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序》)。他具有很强烈的任侠作风：尚武轻儒，脱略小节，轻财好施，豪荡使气。年轻时“东游维扬，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余万，有落魄公子，悉接济之”(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喜豪饮纵博，又精于骑射。他不屑于走一般士子由科举入仕的常轨道路，而希望一举成就大业。他又不无虔诚地求仙学道，采药炼丹，独孤及说他出门的行装是“仙药满囊，道书盈箧”(《送李白之曹南序》)。甚至，他还从山东尊师高如贵受道篆，履行了正式成为道教徒的仪式。他对排难解纷的策士颇为倾心，有纵横家的气派，崔宗之说他“清论既抵掌，玄谈又绝倒。分明楚汉事，历历王霸道”(《赠李十二白》)。《新唐书·文艺列传》也说他“喜纵横术”。总之，“志尚道术，谓神仙可致;不求小官，以当世之务自负”(刘全白《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他的人生理想既是超脱又是积极入世的。而上述各个方面，又正是盛唐时代社会习尚和文化精神的显著特征所在。因此，李白也就很自然地成为当代人们所心仪的人伦风范。例如为了一瞻李白的丰采，任华、魏万不远千里追踪相从;“四明狂客”贺知章一见李白，惊呼为“谪仙人”，解下随身所佩的金龟相赠;门人武七则甘愿赴汤蹈火，越过安禄山叛军的占领区至东鲁接回诗人的子女，等等。李白的诗歌正是通过他的个性投影，折射出时代的风容神采，从而成为盛唐的最强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