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六月鲁迅先生“硬译”的文艺政策“印成书籍模样”了。我读过之后，有两点感想：第一，鲁迅先生的译文还是“晦涩，甚而至于难解之处也真多”，第二，举我所能了解的来说，文艺政策根本上是一种无益而又不必要的东西。

　　鲁迅先生的译文难解，是一件事实。这事实的原由，鲁迅先生已经很明白的告诉过我们。一半是“因为译者的能力不够”，一半是因为“中国文字本来的缺点”。其译文之所以难解，还有更大的原因，那便是读者之不肯“硬着头皮”读耳!在我自己，我应该承认我是连“读者”的资格都没有的，因为我的头皮实在硬得不够能读懂鲁迅先生的译文。兹试录数段译文于后，以质天下之硬头皮者：

　　“在给我的信里，--但这也是颇为残酷的信--同志托罗兹基掷过这样的句子来，‘你竟误解我到这样么，宛如我们较之自己们，是更尊重他人似的?’诸位同志们今日为止的态度，是还是如此的。而同志瓦浪斯基在这座上，作为我们的反对者，又作为无产阶级文学的反对者而出面的时候(这在许多处所，都能够随便证明的)，诸位同志们，在这里，是明明白白--有着较之自己，倒在他人的尊敬的”(一四九页)

　　这一段是有点“晦涩”罢?我所认为难解的是那一句“较之自己们，倒更尊重他人”，简直莫名其妙。像这样的译文，不胜枚举。但再举几个短些的例：

　　“我决不是要由这一点，在同志里培斯基上头树起十字架来。”(一○四--五页)

　　如何可以在一个人的“上头”而“树起”一个“十字架”来呢?我觉得这句话应该有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