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清华癸亥级毕业的。现在又逢癸亥，六十年一甲子，一晃儿!我们以为六十周年很难得，其实五十九周年也很难得，六十一周年更难得。不过一甲子是个整数罢了。

　　我在清华，一住就是八年，从十四岁到二十二岁，回忆起来当然也有一些琐碎的事可说。我在清华不是好学生，功课平平，好多同学都比我强，不过到时候我也毕业了，没有留级过。品行么，从来没有得过墨盒(只有品学俱佳热心服务或是奉命打小报告的才有得墨盒的资格)，可是也没有被记过或进过“思过室”(中等科斋务室隔壁的一间禁闭室)。

　　级有级长，每年推选一人担任。我只记得第一任级长是周念诚(江苏籍)，他是好人，忠厚诚恳，可惜一年未满就病死了。最后一位是谢奋程(广东人)，为人精明，抗战期间在香港作寓公，被日军惨杀。

　　每一个中等科新生，由学校指定高等科四年级生作指导员，每周会晤一二次，用意甚善。指导我的是沈隽祺。事实上和我往还较多的是陈烈勋、张道宏。我是从小没离开过家的人，乍到清华我很痛苦，觉得人生最苦恼事第一件是断奶，而上学住校读书等于是第二次断奶。过了好几年我才习惯于新的环境，但是八年来每个星期六我必进城回家过一个温暖的周末。那时候回一趟家不简单，坐人力车经海甸到西直门要一个多小时，换车进城到家又是半个多小时。有时候骑驴经成府大钟寺而抵西直门车站，很少时候是走到清华园车站坐火车到西直门。在家里停留二十四小时，便需在古道夕阳中返回清华园了。清华园是我第二个家。

　　八年之中我学到了些什么?英文方面，作到粗通的地步，到美国去读书没有太大的隔阂。教过我英文的有林语堂、孟宪成、马国骥、巢堃琳诸先生，还有几位美国先生。国文方面，在中等科受到徐镜澄先生(我们背后叫他徐老虎，因为他凶)的教诲，在作文方面才懂得什么叫做“割爱”，作文须要少说废话，文字要简练，句法要挺拔，篇章要完整。五四以后，白话文大行，和闻一多几位同好互相切磋，走上了学习新文学的路子。由于积极参加《清华周刊》的编务，初步学会了撰稿、访问、编排、出版一套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