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散文大师梁实秋先生笔耕不辍，长达半个世纪之久，他认真地品味人生，中年以后，其怀乡之作如一枝奇葩，独放异彩。他的散文涉猎广泛，凡人间生活各个方面，都在他的散文中得到反映。

　　在梁实秋的散文中，有相当数量是描摹社会世相的，其中不乏针砭时弊之作。这表明他对于自己所生活的那个社会不满意之处颇多。不过从作品的内容来看，他并没有改变社会制度的想法，他只是希望这个社会能不断地有所改良。

　　他最看不惯的是官场。在《握手》中，他描写了种种握手的场面，其中给人印象尤深的是，他以厌恶的情绪描绘了那种“做大官或自以为做大官者”握手的姿态：这种人“常常挺着胸膛，伸出一只巨灵之掌，两眼望青天”，即使你主动伸出手，“他的手仍是直僵的伸着，他并不握，他等着你来握”，让人没趣。凡官场人物的形形色色，梁实秋历来憎恶有加，对那种自称“公仆”者流，借握手这样一个小题目，他也毫不客气地奚落一通。在《脸谱》中，他称做官的人是“误人仕途”。并说这种人的脸是“卷帘”脸：“外面摆着一副面孔，在适当的时候呱嗒一声如帘子一般卷起，另露出一副面孔。”这种人对下司道貌岸然，往往面无表情，“使你无从观色，莫测高深”，有时他却把“脸拉得驴般长，使你在他面前觉得矮几尺”;可是“他一旦见到上司，驴脸立刻缩短，再往瘪里一缩，马上变成柿饼脸，堆下笑容”。他挖苦说，这种善变的脸是官场上傲下媚上的必备工具。社会环境污浊，官场犹然。从梁实秋对官场人物握手姿势和脸面善变的描写中，读者对仕途中人际关系的冷漠、虚伪，恐怕都会产生一种反感的情绪。

　　《送礼》描述的是梁实秋在台北亲历过的一件事：政府机关某局的梁先生与他住在同一条街上，送礼者只知其姓不知其名，于是屡屡把本欲送至彼“梁寓”之礼品误送达此“梁寓”。被诘问时，他说“我们行里的事要不是梁先生在局里替我们做主，那是不得了的。”原来这里在台湾社会很普通的贿赂事例中的一桩。作者揶揄道：“猪喂肥了没有不宰的。”剔肤见骨地揭露了送礼者右着不可告人的图谋。这篇小品，作者是从原始人狩猎归来将猎物分赠众人起笔的，那时的赠礼者与收受者，双方都十分光明磊落.与当今的贿赂者的鬼鬼祟祟、心怀鬼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作者借这样的对比来否定“人心不古”的当今世风。

　　梁实秋对时弊的针砭从社会的方方面面切入，而且每每漾出新意，由于得体而幽默，人们读之，不觉会时而会心地一笑，乃至忍俊不禁。他的幽默常常包含着讽刺。不过，即使是讽刺，在针对一般世风时，在态度上也与针对官场的那些篇章有所不同。官场太污浊，离他所希望的“好政府”相去太远，他时常投去蔑视的一瞥，用语也不免刻薄;而在对其他世相进行针砭时，总是比较委婉、温和，表现出一种绅士之风。

　　在《汽车》中，他对势利的世风多有嘲讪，对那种以是否拥有汽车来划分等级的社会现象他很不以为然。在讲到了许多女子以对方是否拥有汽车作为择偶的基本条件时，他写道：“为了汽车而牺牲其他条件，也是值得的交易。……至于婚姻的对方是怎样的一块材料，那是次要的事，一个丈夫顶多重到二百磅，一辆汽车可以重到一吨，小疵大醇，轻重若判。”出语谐趣，分明有弦外之音。对那些在婚姻条件问题上本末倒置的女子，是善意的告诫。《谦让》从宴会上的让座之风写起，宾客们每遇到这种场合就谁也不肯坐首席，以示谦让;接着他调转笔头去写长途公共汽车站，在那里，只见人们“杀进杀出”，如果售票处没有木栅栏，秩序就不堪设想。在强烈的对比中，梁实秋说他有所“发现”：人们是以自己的利益为准绳来确定是否谦让的。出席宴会，坐在末席上其实“也并不因此少吃一嘴”，不妨谦让;而长途汽车站上的情形就不同了，一谦让就没有好座位甚至无座位了。那种人们习以为常、实际上带有虚伪性质的“谦让”一经他道破，确有点振聋发聩。幽默的行文中，蕴涵着他对建立真正谦让美德的社会文明的期盼。《钟》因有感于台北市政府“重阳敬老”赠送每位年老市民“时钟一具”遭到诸多非议而作。非议者的理由是“钟”与“终”同音。而市政府并不以科学道理进行疏导，却可笑地否认它是“钟”，改以“计时器”名之。这触发作者想起了种种弥漫于社会的迷信现象并委婉地加以嘲讽：如有人不许孩子在麻将桌旁读书(“书”与“输”同音)，虽然读书是好事;又说起有位熟人家道富有，门上贴“一个特大号的倒挂着的福字”(“倒”与“到”同音)，不想时过不久，“这位福人驾鹤而去了!”文中还举出了一系列令人啼笑皆非的实例，辅以幽默的评说，妙趣横生。作者对迷信风气的针砭，尽包孕于娓娓道来的叙述中了，读者是不难领悟到的。

　　梁实秋散文作品

　　梁实秋不同认为文学家并不含有固定的阶级观念，伟大的文学乃是基于固定的普遍的人性，他捍卫的是文学的纯洁性和永恒性。所以，在他的小品散文中，虽然与周作人、林语堂一样，不谈政治，回避了社会的重大矛盾，但是没有小知识分子的迷惘情绪。而是在对日常人生、社会世相的描绘中，去探求人生的真谛。四十年代初，梁实秋在历经坎坷，蛰居“雅舍”时，潜心小品散文的创作，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雅舍小品”现象，这也许是周作人、林语堂“言志”、“闲适”、“幽默”小品文日趋衰落时的一次颇为斑斓的回光返照。梁实秋以后的散文创作，也一直保留着“言志派”散文的流韵遗风。

　　梁实秋的《雅舍》更是“雅舍小品”的经典：一般房子的基本用途主要是遮风避雨，防止入侵，而雅舍却“蓖墙不固，门窗不严”，“风来则洞若凉亭”，“雨来则渗如滴漏”。一位学术界的著名人士置身于这种陋室，正是帝国主义给我们民族造成深重灾难的一幅缩影，但梁实秋并没有像大多数的作家那样，奋起高呼救亡图存，对侵略者给以抨击斥责。却独出心裁地选取了一个表现角度——从苦难中寻觅诗意。比如像“雅舍”地点荒凉，却足见朋友之情谊，“雅舍”聚鼠成群，聚蚊成雷，作者却安然处之。更有甚者，作者竟在大雨滂沱之际，由屋顶崩裂联想到奇葩初绽。尽管有人可能会说梁实秋不关心民族危亡，还在那么恶劣的环境里怡然自得。但我从中看到的，是超越了世俗利害和民族狭隘而关乎整个人类的东西，就使人在逆境中所应采取的处世态度。也就是一种“游心于物外，不为世俗所累”的自我陶醉的处世哲学和超功利的审美心态。此后的不少散文，都是这种“雅舍”精神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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