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顾城1956年生于诗人之家，父亲是著名诗人顾工。顾城17岁开始写作生涯，给各个报社杂志投稿。1987年开始游历欧洲做文化交流，1988年便隐居新西兰激流岛，过自给自足的生活，1993年10月8日在其新西兰寓所因婚变，用斧头砍伤妻子谢烨后自缢于一棵大树之下，谢烨随后不治身亡。

　　导语：10月8日是顾城自杀20周年的忌日，媒体再次用深情的笔调缅怀这位诗人，一位作家写道：“信他所要信的，做也做所信的，从这点说，对顾城的责备又渐渐褪去，风轻云淡。他本来就是自己。”本着“原谅”与“缅怀”的目的，人们确实已经忘却了顾城为何而死，更记不清顾城的生涯历程，唯一记得只是朦胧诗所营造的意象，和一个被抽离了真实面貌的偶像，但显然，纪念顾城不该只有这些。反思顾城之死，我们应当坚定的说：中国不需要爱无能的诗人。

　　01顾城只追求抽象精神世界 对现实生活极度冷漠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顾城是一种奇异的存在，舆论对他总是“不忍责备”。20年前的10月8日，这位“童话诗人”在遥远的新西兰激流岛上，杀死妻子谢烨后自杀而亡;对于此种暴戾，当年的媒体极少苛责，以致于谢烨之母曾发出不平之悲鸣：“明明是杀了人，居然还有人专门作‘悼念’，愿他‘安息’;明明是从背后活活地劈杀了我的烨儿，却说成是什么‘殉情’，……明明是一件残酷的血淋淋的凶杀案，却弄出‘水仙子’、‘女儿国’、‘绝唱’什么的花花绿绿的东西来!……那些文章，就像砍到我的烨儿头上的斧头，如今天天在砍着我的心，我的头!”

　　时过境迁20年后，不得不承认，谢烨母亲的控诉依然是对的。无论当年，还是今天，嘈杂的悼念、追思声中，“不忍责备”者始终占据主流——譬如某与顾城同时代的女诗人撰文感叹：“我选择了一种平凡庸常的生活，工作，丈夫和孩子。而顾城比我更诗人，他不甘委屈，就算饿肚子，也不能忍受红尘。”所谓“更诗人”，或许正是舆论20年来对顾城“不忍责备”的主因。”

　　20年前的10月8日，这位“童话诗人”在遥远的新西兰激流岛上，杀死妻子谢烨后自杀而亡。

　　“更诗人”，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形态，女诗人没有细说。但顾城有自己的解释，1986年10月，他在漓江诗会上讲过这样一段话：“伟大的诗人都不是现存功利的获取者，他们在生活中一败涂地，而他们的声音，他们展示的生命世界，则与人类共存。”这种看似带有强烈“自我牺牲”精神的表述，使人胆战心惊——在“自我牺牲”的表象下，诗人对具体现实生活的极度冷漠，和对抽象精神世界的狂热追求，同样清晰可见。与顾城生前有过密切交往的德国汉学家顾彬，曾如此描述诗人的这种对现实生活的冷漠与痛恨：

　　“谢烨需要衣服，顾城又一步都离不开他妻子，只好陪她去了市区的一家时装店，他一声不吭地坐在地上，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比生活的具体化更可恨的了。他后来总是说，穿衣和吃饭，在他看来毫无实质”;“顾城谈到他的矛盾：被母亲惯坏了，他贪爱却不愿给予。他有贾宝玉情结，像是《红楼梦》的主角那样，对他来说少女的世界是纯洁的，他想活在其中却做不到，因为他是男的。女人只有无所事事才显得美，因而他要求谢烨什么都不干，呆在家里，也不去看电影。”

　　从顾彬的这两段回忆里，已不难窥见顾城夫妇的凄惨结局。一方面，顾城在具体的现实生活中对谢烨有着无尽的依赖;另一方面，诗人又奢望谢烨能够充当自己虚构的理想世界的代言人。前者要求谢烨全盘负责诗人的衣食住行及其作品的整理、出版，离开了谢烨，诗人将丧失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创作也无法继续;后者却“要求谢烨什么都不干，呆在家里，也不去看电影”，因为“女人只有无所事事才显得美”。这种冲突，无时无刻不存在于顾城夫妻之间，顾彬说，1992年3月份的一天他们去顾城家做客，“谢烨很高兴，因为她又可以烧菜了，不是来了客人嘛。在新西兰顾城不准做饭，规定全家人吃植物、野菜。”不许做饭烧菜尚在其次，诗人甚至不允许妻子过一种“相夫教子”的正常生活：“塞穆儿寄养在一户毛利人家， 当亲儿子一样。他早就被送去了，顾城讨厌这孩子，……谢烨临死前的几天总是问她在新西兰的朋友，是自己还是孩子死了的好。她总是想方设法与孩子在一起。顾城离开北京到明斯特前爱上一个叫李英的女孩，他在新西兰开始缠她。谢烨给她出了机票，一个冬天都把丈夫让给她，自己好跟孩子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