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生于北京城的一个贫民家庭,在大杂院中度过了艰难的少年时代。他自幼就和挣扎在黑暗社会最底层拉洋车的、修房的、剃头的、卖唱的和教书的等各行业的下等人相交往。因此,他不仅熟悉社会底层的市民生活,而且同他们在感情上有着密切的联系。他热爱他们的好品质,同情他们的苦难,关心他们的命运。他的作品多描写劳动群众的生活苦难,揭露旧社会的黑暗和罪恶;他的作品承受着对转型期中国文化尤其是俗文化的冷静审视,其中既有批判,又有眷恋。
老舍的创作,带有英国狄更斯、康拉德等人的影响,与中国传统的、主要是流行于民间的文艺更有深切的联系。这使他的作品具有大众化、 通俗性、 民族色彩浓厚等特点,从形式到内容都能够雅俗共赏。他的作品真实生动地描绘了现代中国的社会风貌和民情心理,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笔者试着从三个方面来分析老舍小说的艺术特色:
一、文化批判视野中的“市民世界”
老舍执著地描写城与人的关系,用众多小说构筑了一个广大的市民世界,几乎包罗了现代市民阶层生活的所有方面,显示了老舍对这一阶层百科全书式的知识。和二三十年代主流文学通常对现实社会作阶级剖析的方法不同,老舍始终用“文化”来分割人的世界,他关注特定“文化”背景下“人”的命运,以及在“文化”制约下的世态人情,作为“城”的生活方式与精神因素的文化的蜕变。老舍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杰出的市民社会与文化的表现者与批判者。就他所提供的市民形象的丰富性与生动性来看,几乎没有哪一个作家能够与他相比。在他的笔下,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剃头匠、洋车夫、说相声的、演鼓书的、开茶馆的、打拳舞棒的、三姑六婆、八旗子弟、娼妓、巡警等等市民阶层的各类人物,真是无所不有。
老舍写得最好的是老派市民形象。他们虽然是城里人,但仍是“乡土”中国的子民。身上负载着沉重的封建宗法的包袱,他们的人生态度与生活方式都是很旧派、保守、闭塞的。老舍常常通过戏剧性的夸张,揭示这些人物的精神病态,从而实践他对北京文化乃至传统文化中消极落后方面的批判。老舍十分擅长描绘家境小康的旧派市民形象。如《二马》中的老马先生,《牛天赐传》中的牛老者和牛老太太,《四世同堂》中的祁老人及其儿子天佑,《离婚》中的张大哥,还有一些毫无专长、专靠“吃铁杆儿庄稼”的八旗子弟,基本都是属于这一阶层。他们有的是小商人,有的是小职员,家境小康,吃穿不愁。他们生活在中国古老的城市里,也保持着最古老旧的生活情调,传统的道德观念和宗法封建性的人伦关系。因而,善良、驯顺而又保守、因循、中庸,怯懦,还有浓厚的宗法封建色彩是他们的思想性格的主要特征。他们安分守己,于世无争,大都没有“向上爬”等“非分之想”。他们非常知足,其生活目的往往不在于要取得没有得到的,而在于小心翼翼地保护自己已经取得的。这从《离婚》中张大哥的“生活理想”可以看得十分清楚,“张大哥对儿子的希望不大一一……只盼他们成为下得去的,有模有样的,有一官半职的,有家有室的、一个中等人。科长就嫌稍微过了点劲,中学教员又嫌低一点儿;……大学——不管什么样的大学——毕业,尔后闹个科员,名利兼收——做事不可太认真,交际可得广一些,家中有个贤内助一一最好是老派家庭的,认识些个字,胖胖的,会生白胖小子。”张大哥的生活理想和处世哲学真实地反映了这类市民形象的基本特征。老舍常常通过戏剧性的夸张,揭示这些人物的精神病态,从而实现他对北京文化乃至传统文化中消极落后方面的批判。
老舍笔下的新派市民一味逐新,一味追求洋式的生活情调而丧失了人格的堕落人物。在《离婚》、《牛天赐传》和《四世同堂》等作品中,都出现过那种一味逐“新”,一味追求“洋式”的生活情调而丧失了人格的堕落人物。如兰小山、丁约翰之类西崽,张天真、祁瑞丰、冠招娣等一类新潮而又浅薄的胡同纨绔子弟。老舍一写到此类人物就使用几乎刻薄的手法,不忘记给他们描画可笑的漫画式肖像。
从事个体劳动的城市贫民更是老舍十分关注和同情的形象。如《老张的哲学》中的洋车夫赵四,《骆驼祥子》中的祥子、老马祖孙、二强子,《月牙儿》中的母女等。他们都是些生活在城市底层的劳动人民。如果说老派市民的悲剧在于求“顺应”而不得,那么,祥子们的悲剧就在于他们将以最大的代价和最低的条件求生存而不能。这类市民形象的共同特征是,勤劳、善良,具有坚韧顽强的生活意志和相濡以沫的质朴感情。他们大多是破了产的农民,分散的个体职业活动使他们各不相顾。个人的希望与努力蒙住了他们各人的眼睛,于是他们每个人都觉得单凭自已的力量就可以成家立业,改变自己的困苦处境。正如祥子所想的那样:“自己是个好汉子,没有可怕的,没有可虑的,只要自己好好地干,就必定成功”。他们选择的都是个人奋斗的生活道路。然而,他们最终的结局却都是那样悲惨。恶魔般的社会环境不仅残酷地吞噬了他们所有的血汗和那点少得可怜的财产,而且一点一点地吃掉了他们身上的美好品德和奋发向上的生活意志。他们思想性格被旧社会扭曲变形,最后又被抛到城市流氓无产者的行列中。祥子的思想性格和生活道路就最富有代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