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在现代文学研究界还是在普通的阅读接受领域，老舍一向被当作所谓“鲁郭茅巴老曹”这六大巨头之中的一个得到较高的尊崇。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沈从文、钱钟书、张爱玲三大“新贵”的座次直线上升，此外艾青、冯至、穆旦这三大诗豪也身价倍增，再加上赵树理、丁玲乃至张恨水研究的突破性进展，六大巨头的“常任理事国”地位有所动摇。特别是“郭巴”两位似乎被认为不具有“永恒的艺术价值”而准备在恰当的机会将他们列入“甲B”的二流集团，而茅盾的长篇小说“大哥大”的宝座也摇摇欲坠。在这样豪杰并起的境况艰难中，老舍不但没有贬值，反而有凌越于茅公巴老之上，与沈从文钱钟书平起平坐、蝉联现代小说大师“后三雄”之势。这一微妙的局面未能引起人们应有的关注，原因是老舍并不处于全局之中的“亮点”。而当我们在镁光灯刺眼的闪烁之余稍微去注视一下老舍时，则或许会产生一些有趣的思考。让我们理清一下思路，再做几个简单的结论。

　　首先我们来看，在所谓“鲁郭茅巴老曹”这六大巨头之中，老舍明显是个“异类”。鲁郭茅3位都是“五四”新文学的开创者，呐喊的呐喊，涅槃的涅槃，为人生的为人生。巴金可说是五四精神在小说领域的代表，一句“我控诉”，就唤起了多少热血青年的心。他描写鲁迅式的“吃人”，追求郭沫若式的“新生”，学习茅盾式的“三部曲”而发扬光大。曹禺则是“五四”精神在话剧领域的代表，虽然主观上没有那么强烈的“五四”创作思想，但是他的每一部剧作都正好呼应了时代对新文学话剧的要求。他的《雷雨》被解读成话剧里的《家》，他的《日出》被解读成话剧里的《子夜》，他自己也心甘情愿追随新文学的车轮一同前进。这5人中，从学者、思想家、理论家，到诗人、小说家、剧作家、散文家，应有尽有，按照中国人的“数字审美学”，已经可以组成一个圆满的“五虎将”阵容。可人们不知从何时起，非要加进一个老舍才觉得“六六大顺”。殊不知，老舍跟他们，用老舍式的话说：“是八杆子也打不着的亲戚”。仿佛推选6大高僧，混进了一位老道，虽然也是出家人，但念的根本不是一本经。看看名字就觉得别扭，人家的名字都有比较深刻的意义，“鲁迅”是“虽鲁而迅”，“沫若”是家乡之二水，“茅盾”是戴了草帽的“矛盾”，“巴金”是“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曹禺”是“萬分”(虽然他们本人未必承认)。只有这个“老舍”，是取本名“舒庆春”的“舒”字的一半。看字面，既不新潮又无深意，是“五百年的旧房子”还是“一年四季开粥厂”呢?不管哪个意思，都透着俗，这是一个标准的旧派文人的笔名，当然比起什么“泣珠生”、“春来瘦”一类的名字要高雅大方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