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马》中，老舍对欧洲文化的态度充满矛盾：一方面，欧洲文化主要是作为反思和批判中国文化的参照物;另一方面，它又是老舍批判的对象。从根本上讲，这种矛盾性与东方主义对老舍的复杂影响有关。

　　1924年，老舍留学英国，几年的英国生活，使他对中西文化有了更直观和深刻的认识，由此创作了《二马》。关于这部小说，研究者多关注老舍对西方文化的接受，以及在中西文化对比中对“国民性”的探索，但忽视了的一个问题就是：老舍深受欧洲东方学影响，在某种程度上有自我东方主义的倾向。这种忽视使得研究者对老舍在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困惑、矛盾，以及痛苦的选择的关注还不够。

　一、中国人背后的欧洲“镜子”

　　拉康在论述人的自我意识时提出了著名的“镜子理论”，即人是受镜子里的影像启发而开始认识到自身。“镜子理论”说明人的自我意识不自足时，必须借助于他人的眼光才能认识自己。在老舍看来，《二马》中先进的欧洲文化就如同一面镜子，一面照出守旧中国人老马的愚陋和麻木;一面照出年轻一代小马、李子荣的活力和生气。

　　在老派中国市民马则仁眼中，英国文化是典型的异国文化。“异”有些是“异国风情”，“‘异’也表示用自己的价值标准去衡量自己所不了解的人、事、地点等。”①老马因袭着传统文化的重负，缺乏竞争意识，追求闲适生活。在他看来，英国人就是不懂得生活的乐趣，不近人情。小说中有一个细节也很能显示英国人与老马的区别。伊牧师劝老马写一本东西文化比较的书，老马回答说:“快50岁的人啦,还受那份累!”伊牧师听了很吃惊，很诚恳地对他说: “我的好朋友!你50啦?我60多了!萧伯纳70多了，还一个劲儿写书呢!我问你，你看见过几个英国老头子不做事?人到50就养老，世界上的事都交给谁做呀!”英国人的这种生活态度与他们激烈竞争的社会有关，也与他们的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联系。浮士德、鲁滨逊等不断探索和追求为特征的文学形象就是欧洲文化性格的艺术反映。老舍正是通过中西国民的对比，揶揄中国人身上的弱点。

　　李子荣和小马身上，全然不见老马身上的毛病，他们有欧洲文化中务实、认真、独立等特性。或者说，老舍心中的理想市民是以英国文化为参照的，是“英国化了的中国人”。李子荣的做事干练、忠于职守，热情诚恳，求实进取等文化品格，恰合老舍对英国人是“很好的公民式办事人”的认识。到上世纪30年代老舍所极力推崇的也仍是英国人的这种“公民式办事人”精神，“他们该办什么就办什么，不必你去套交情，他们不因私交而改变做事情应有的态度”，所以“你可以永远不与他们交朋友……但你一定拿他当个很好的公民或办事人”。这使老舍“不能不佩服他们”②。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老舍对老马的揶揄、对李子荣与小马的推崇，标准都来自欧洲文化这面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