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的诗意

时间:2021-08-31

  中国传统文化是诗意的文化,清朝旗人更是将这种诗意文化推向极致。在这双重文化影响下的老舍无论生活习惯、文化情思还是思维方式都带有很明显诗意的因子。以下是小编分享的关于老舍的诗意,欢迎大家阅读!

  与西方爱智的文化有本质不同的是,中国文化的本体是诗,中国传统文化是诗意的文化,与之相通的,儒家文化对道德的推崇和为之言说的方式都有很浓重的诗意成分,道家的天人合一,驰骋于想象世界的逍遥游更是诗意的最佳诠释,在这种诗意文化熏陶下的中国知识分子不管入世还是归隐都有一种诗意的情思。而清朝的旗人更是将这种诗意文化推向极致,旗人生活小情趣极为旺盛,“使鸡鸟鱼虫都与文化发生了最密切的关系”,“他们的生活艺术是值得写出多少部有价值与趣味的书来的”(《正红旗下》),而在这双重形塑下长大的老舍无论从生活习惯、文化情思还是思维方式都带有很明显的诗意因子,考察他的个性气质不从此入手,至少是不全面的。

  一、诗意的浪漫品格:市民的精致趣味

  老舍是一个出身底层的贫民作家,写的也主要是底层小人物,早年生活的困顿让他明白“肚子饿是最大的真理”,大杂院里人的肚子始终是他观照的对象,这也让老舍的思维立场是切实的,“我的理想永远不与目前的事实相距很远,假如使我设想地上的一个乐园,大概也和那初民的满地流蜜,河里都是鲜鱼的梦差不多,穷人的空想大概离不开肉馅馒头”①。这样的“俗”人我们很难想象他精神上有雅化的诗意,而人的个性就是这么以奇妙的悖反的方式存在着,旗人雅化生活的情趣流淌在老舍的血液里,他爱花草,爱清洁,爱猫鸟,爱京戏,爱各种曲艺。而这种影响不仅是生活品味上的,更是文化情思上的,而这种文化情思与他的改造国民性的批判融杂在一起时,有时也让他难以自控地陷入到对批判对象的欣赏与迷恋之中, “一旦进入审美层面,原本清晰的意识总会变得错杂、混浊,《四世同堂》关于北京生活中闲逸情调的批评与对正是在闲逸中培植的生活情趣的欣赏,把作者面对同一文化现象时理性和情感判断的错位表露得淋漓尽致。”②《四世同堂》中,老舍就夸耀“北京城是有着它独特的魅力,有着它独特的生活的美的。这种‘魅力’和 ‘生活的美’,非但‘每三月一回的督军开战游戏’抹不去,敌人的大炮和飞机又何尝抹得去呢?”对于它同样滋生自我陶醉、满足现状等的批判却时时被搁置,《正红旗下》中,作者旨在反思一个“生命就这么沉浮在有讲究的一汪死水里”的民族衰落的根源,但综观其所有作品,作者“也感悟到了沉重的传统负担,无法摆脱对其中部分复杂的文化情感和文化认同,常表现的充满京味的闲逸情调优游态度,有时甚至转化一种麻木萎靡的奴性,很难把这些复杂交织的事物去芜存精”③。

  这种对市民精致文化带来的闲适格调的欣赏,让老舍趋同于京味文学的言说口味:幽默,对于老舍热衷于幽默而不屑讽刺,人们一向强调这是源于老舍宽厚的人格与接受基督教的平等博爱精神,但是却忽略了诗意情怀带给他的细腻的审美眼光和由此造成的闲散不怒目金刚式的情感表现样式,“他看清了革命是怎么回事,但对于某战士的鼻孔朝天,总免不了发笑,他也看资本家该打倒,可是资本家的胡子若是好看,到底还是好看,这么一来,他便动了布尔乔亚的妇人之仁”④,因此 “它可以讽刺,也可以不讽刺,一高兴还可以什么也不为而只求大家笑一场”⑤,诗意让他以一颗细腻而洁净的心看待世间一切,从中看出可爱与感动来,“世界上最伟大的人,最有理想的人,也许正是最愚笨可笑的人,吉珂德即一好例,幽默的写家会同情于一个满街追帽子的大胖子,也同情吉珂德,因为他明白那攻打风磨的愚人的真诚与伟大”⑥,所以他有《开市大吉》《抱孙》等几乎纯为搞笑的耍贫嘴似的作品,前期作品的笑谑的成分也很多,“笑骂而又不赶尽杀绝”,对恶的讽刺中常常带着真挚的怜悯,发出的是“含泪的笑”,老舍以诗意带给他的温和、细腻、浪漫甚至淘气的性格,为现代文学贡献了一种独特的幽默艺术。

  诗意是一种性情,富有诗意是性情和谐的标尺,是精神强健的标志,它营造圆满自足的精神氛围,温润人性的脆弱,抚慰精神的痛感,使人能从与现实世界接触时产生的冲突和紧张中解脱出来,寻求心灵和外在世界的平衡。对于老舍个人来说,这种诗意的底蕴是至关重要的,让他能在生活的艰难与文化的批判中所产生的心灵紧张与失望获得慰藉,“自幼贫穷,作事又很早,作事早,碰的钉子就特别的多,不久,就成了中年人的样子”,“不应当如此,但事实上已经如此,除了酸笑还有什么办法”。⑦与自然的亲近,对温弱生命的爱怜,对生命美的发现,让他始终保持温和宽仁的“软”与“外圆”的为人典范,也让他的文章具有温润的打动人心的恒久魅力。生活越艰难就越需要这种诗意的慰藉,从鲁迅“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黑暗的闸门”,到老舍的“五千年的历史压在你的背上”,需要“负起两个十字架”,众多在“立人-立国”的思路上从事文化建设的志士仁人,他们给自己选定的命运,只能是奉献与牺牲,作为他们忧患意识最富深度的特质,而清末旗人家庭出身的老舍又具有双重的民族忧患,旗人因闲散生活带来的诗意生活的本领却能使他超越生活际遇而执著地追求社会、民族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