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一生读过两所大学。一所是清华大学，一所是德国哥廷根大学。1930年，19岁的季羡林风尘仆仆地从山东临清赶到北京考大学。那时节，没有全国统考，数量不多的大学都是自主招生。季羡林报考了清华和北大，结果榜上都有名。经过一番掂量，他选择了清华，因为清华出国机会多。季羡林读的是西洋系，专修德语。四年下来，能看懂德文书，至于听和说，那就是聋子和哑巴，换言之，即是收获平平。

　　倒是一门选修课和一门旁听课使他受益终身。选修课是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旁听课是陈寅恪的《佛经翻译文学》。季羡林听朱先生的课听了整整一年。朱先生的口才并不出色，但讲课“没有废话，每一句话都清清楚楚”。朱先生介绍西方流行的文艺理论，常常以中国古代诗词作为佐证，说得明明白白，朴实无华，同学们一听就懂，而且听起来津津有味。因此开课不久，季羡林“就爱上了这门课，每周盼望上课，成为一项乐趣”。季羡林听陈先生的课感受尤为深切。陈先生讲课，一如其为文，分析细如毫发，鞭辟入里，实事求是，不武断夸大，不断章取义，彷佛将学生引进山阴道上，山重水复，盘旋曲折，最后步入阳关大道，一切豁然开朗。听陈先生讲课“简直是一种享受，无法比拟的享受”。

　　直到晚年，季羡林对朱光潜和陈寅恪上的这两门课依然念念不忘。他曾深情地说：“我搞一点比较文学和文艺理论，显然是受了朱先生的熏陶。而搞佛教史、佛教梵语和中亚古代语言，则同陈先生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1935年，清华大学与德国签订了互派研究生的协定。刚刚在山东济南中学就业不久的季羡林闻讯后，再一次风尘仆仆地赶到北京的母校，报名应考，结果如愿以偿，为德国哥廷根大学录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