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悼文，我会用这个名字，因为生前他很少被叫“爸爸”。

　　我小时候没叫他过“爸爸”，年长了随儿女叫他“爷爷”。

　　叫“爷爷”可能还顺口些，叫“爸爸”总觉得生疏。他最后的日子里，我也很少叫他爸爸。在外人面前，就叫他季先生。

　　我出生于1935年5月，当年8月父亲就去了德国。小时候，常以为自己没有爸爸，还为此遭到小伙伴嘲笑。家里人常指着墙上一幅照片，说那就是爸爸。

　　长到11岁，才和回国的父亲见上面。父子间的疏离，他心里是明白的，心知肚明。

　　我的名字季承，是自己取的。原名季延宗，是祖父给取的，寓意香火繁茂。但我对这个名字不感兴趣。高中时，我在济南写信到北京，叫父亲给改个名字，但他拒绝了，说名字是祖宗赐的——直至“文革”“破四旧”时，我才有了个心仪的名字。

　　父亲对我的影响，身教甚于言传。我和姐姐都很刻苦，很朴素，也不图名图利。

　　我们一家人都比较淡泊。郑重其事地给谁过生日，这在我们家是没有的。据说父亲九十大寿过得很热闹，但当时祖母、妈妈和姐姐都已不在人世，我也没有参加。

　　在家里，父亲寡言，情感很少外露。

　　祖母、实际上是叔祖母，90岁走的(父亲儿时过继给了叔祖父)。父亲在文里称她“季家第一功臣”。早年他在国外，后来又常年独居北京，只有寒暑假才回济南。这些日子，都是祖母撑起山东的家，照顾妈妈、姐姐和我。父亲对她很钦佩，也很感激，平素对她特别恭敬。但祖母走的时候，他所有悲伤的表现，就是陷入更深的沉默。妈妈、姐姐走的时候，也一样。

　　相当长时间，家人都不认为家庭对父亲是重要的。相比对外人的热忱，他对家人显得冷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