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是当代学者散文的代表作家，因此对季羡林散文的深入研究将是中国当代散文研究者绕不开的一项工作。

　　季羡林是我国著名的古代印度语言学家，又是文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即使是把散文作为学术之余的副产品，季羡林笔下的几百篇散文足以支撑起使其成为一个散文家的地位。作为学者散文的代表性作家，季羡林在长期的散文写作中形成了自己明确的散文创作思想，独特的散文审美追求，他的散文有着鲜明的审美特征，具有重要的审美价值。笔者通过对现有研究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对当前季羡林散文研究综述如下。

　　一.对季羡林散文思想的研究

　　由于季羡林在长期的散文写作中形成了自己明确的散文创作思想，这些思想对中国当代散文的理论建设与散文创作都有积极的意义。但是，对季羡林散文思想的研究很少，只有一些散论，如曾敏之的《季羡林老的散文观》谈到“真情”，曾敏之说：“我发现，季老写散文有一严格的原则，就是不能伪饰感情，必须以真情见于笔端，构成散文的内容与形式具有美感的因素。”[1]曾敏之在文章里谈到季羡林散文写作的“真情”思想，但对季羡林的散文思想没有进行深入的论述。乐黛云在《真情 真思 真美》说季羡林的散文是“真情、真思、真美”[2]论及他的散文的“真情”思想，但重点讨论的还是季羡林的散文艺术特色。

　　二.对季羡林散文创作的流变研究

　　评论者大多认同对季羡林的散文创作分为三个时期：解放前、建国初期、新时期。如：周景雷、王景科、牟洪建都在论文中谈及，王景科、牟洪建认为“季羡林前期散文，文辞显耀，绚丽多彩”，“后期语言质朴亲切，平淡如水，不避俚俗，情郁于中，有一种真实自然的素朴美。”[3]但他们都没有深入系统的论述。其实，由于季羡林的散文创作时间较长，受时代环境、生活经历等因素的影响，因而从他的散文创作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到在文体上、语言上、感情风格上的变化。

　　我国三十年代散文受英国小品散文和随笔散文的影响，开始比较注重现代散文文体的建构。建国以后的很长一段时期里，大一统的集体主义思维方式影响散文的走向，散文在“形散神不散”的桎梏中舞蹈，逐渐形成借景抒情托物言志的“诗化”模式。70至80年代中期在散文领域形成了一种极为普泛的“老年散文”，“忆旧怀人”使散文陷于一味回忆和怀旧的模式之中。80年代后期的散文文体，突破了五、六十年代诗体散文文体的正中地位，恢复了散文文体随意、自由的特点。这些散文文体的时代变迁在季羡林的散文创作中都留下了印迹。

　　季羡林早期的散文有欧化的语言特征，句子较长，注重自我感觉、印象、情绪的表达，欧化痕迹较明显。这时的散文大都醉心于表现内心苦闷忧郁，并致力于对散文艺术美的追求。建国初期，季羡林的散文则表现出语言质朴平易之态，抒情偏于直白，文彩稍嫌平淡，虽在一些叙写国际交流见闻的散文中不乏欣悦自豪之情。新时期季羡林的散文语言在优美质朴中还显示出诙谐幽默反讽之味。

　　由于“解放前看不到祖国和人民的前途，也看不到个人的前途，写东西调子低沉，情绪幽凄。解放后则逐渐充满了乐观精神，写东西调子比较响”，所以解放前的散文，感情变化曲折绵远，细腻婉转，缠绵流畅，情韵深长，显示出一种幽婉的风格。解放后季羡林的散文有了极大的变化，散文充满一种乐观向上的精神，感情格调明朗而强烈。经过十年浩劫，新时期以来季老的散文既有打倒“四人帮”后进入新时代的喜悦以及对文革的反思，也有对失去亲友的痛苦及对生命人生的深层的思索与感悟，感情趋于深沉，往往把热烈的感情蕴藏在深刻的哲理思索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