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平凹先生年龄差不多，出身也很相似，都是从小生活在农村，经历了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七十年代以及以后的改革开放的全过程。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社会的动乱，人和人之间的互相猜忌、斗争，以及在社会变革这种大浪潮当中，各种道德、价值观的碰撞、混乱、发展、进步、沉渣泛起以及光彩照人等各个方面。所以我想我们这一批人的作品，实际上是跟我们的时代密切相关的，也可以说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时代，也就没有我们这样一批作家，当然也就没有我们写出来的这样的作品。

　　尽管我们有很多的共同点，但是我们还是有很多各自的特点。比如平凹先生的故乡在南北会合地，这种南方的灵秀、北方的粗犷之间，对一个作家的创作心理的影响，以及西北地区的文化跟中原、南方的文化之间非常微妙的一种结合，我觉得这形成了贾平凹先生的很多深层创作心得。这跟我们老家山东高密这个地方不太一样，他是听着秦腔、喝着秦岭的水长大的，我们可能是听着猫腔，流传在高密一带的地方戏长大的，他吃着稻米或者吃着小麦长大，我们可能吃红薯或者玉米长大，所以研究这些很具体很物质化的东西，也许是可以展开创作秘密的一把很有效的钥匙。

　　平凹先生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全国已经很有名气，改革开放他是最早冒出来的一批作家，但是我们现在想一下，跟贾平凹先生同时出道的很多作家已经不写作了，很少看到他们的新作，即便偶尔有新作也很难有新的气象，而能够一直坚持不懈地写下来的作家屈指可数，平凹兄是其中最耀眼的一颗明星。而平凹先生的这种低调、谦和、厚道我也是很有发言权的。

　　几年前，我曾经在日本读过一篇给日本人做教材的散文，就是贾平凹先生写的，他写的是关于名字的问题。1986年的夏天，他突然接到了一个叫莫言的人从新疆拍来的电报，让去迎接他。当时我跟他素不相识，没有任何交往，但是我们被困在兰州，要在西安落一下，找不到一个熟人。后来我说试一下，给贾平凹拍封电报，写陕西省作家协会贾平凹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