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导语：贾平凹的《高兴》，这是一部反映现实题材的小说，下面我们来看一篇《高兴》的点评。

　　在相对有些平淡的2007年中国小说界，贾平凹的长篇新作《高兴》无疑是一部重要的作品。一方面，贾平凹继续以其诡异的文学风格向中国文坛展示着他旺盛而蓬勃的创作力，在他那一代作家中，贾平凹的文学耐力以及“创作的可持续性”可谓是数一数二的;另一方面，从主题和题材层面来说，这部小说又是对贾平凹在《高老庄》、《秦腔》等小说中关于“中国农民命运”的想象和表达的超越与深化。可以说，这部小说正是贾平凹以一种非常俭朴的方式完成的对于自我的现实认知与文学思想的反思。很难简单地评判他这种努力的成败得失，但是从百年中国农民形象发展史视阈来看，小说本身呈现的许多新的思想元素和审美元素也应该足以引起我们的重视。

一、 乡土中国里的“他者”：进城农民的身份认同与主体的成长

　　现代文学在诞生之初，就形成了一系列农村题材作品，表达出作家对农民的现代性审美想象。鲁迅先生以“启蒙主义”的思想视域，创作了揭示“国民劣根性”的愚昧农民形象，开创了现代乡土文学的思想启蒙主题。新时期文学里，高晓声的“陈奂生”、何士光的“冯幺爸”、阎连科的“连科”等农民形象延续了鲁迅现代性启蒙美学风格，呈现了新时期农民主体性的艰难成长。贾平凹的新作《高兴》在继承了鲁迅等人开创的乡土文学启蒙主题的同时，对新世纪乡土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进行审美观照和思想审视，塑造了一个具有新质的农民形象——刘高兴，展现了乡土中国社会巨变下当代中国农民的心灵史。

　　《高兴》的主人公刘高兴有着类似阿Q的“精神胜利法”。刘高兴吸烟看见太阳下的烟影是黄的，因此就说“这个世上那么多的吃纸烟的人，能注意到烟影是黄的恐怕就我一人”。[1]面对自己租住的没有盖完而剩下的楼，他念成谐音的“圣楼”，认为“延安是共产党的革命圣地，我们保不准将来干大了，这楼将也是我们的圣地”。[2]不仅如此，刘高兴还把骑自行车看西安城称之为“巡视”，想象着自己“脚踩一星，领带千军，我感觉自己不是坐在出租车上而是坐着敞篷车在检阅千军万马。”[3]在受到侮辱的时候，刘高兴进行自我安慰，“看来这个女人没有慧眼，她看我是瓦砾她当然不肯收藏，而我是一颗明珠她置入粪土中那是她的无知和可怜么!”[4]面对城市人的歧视与侮辱，进城的刘高兴在不断的精神想象中进行自我安慰。不同的是，阿Q把自己的“胜利”建立在早先阔多了的“过去时态”的基础上，而刘高兴则把精神超越建立在“未来时态”的想象之中。“过去时态”的阿Q自然只能是一种自我欺骗而已，但是建立在“未来时态”基础上的想象则有着一种实现可能性。

　　尽管刘高兴的身上延续着阿Q的某种精神幻影，但是刘高兴与阿Q有着质的区别。刘高兴接受过中学教育，有着一定的文化品位和精神需求。刘高兴不吝惜钱去欣赏芙蓉园，尽管由于五富搅闹没有看成，但在广场上吹起了《二泉映月》，有着带萧捡垃圾的“雅兴”，自诩有一根神经是音乐的。刘高兴有着自己独特的审美想象力：“环境越逼仄你越要想象，想象就如鸟儿有了翅膀一样能让你飞起来。”[5]因此，在傍晚下班的时候，刘高兴会欣赏到西安城的上空就要生出一疙瘩一疙瘩的云，从里往外翻涌，成了无数的玫瑰满空开绽。

　　更为重要的是刘高兴有着极为自觉的城市文化认同。如何面对城市，是每一个进城农民不得不思考乃至于焦虑的心灵问题。城市是人类文明的产物，只是到了工业化时代才有了大规模的城市化浪潮。阿Q对城市是鄙夷的，他的交往领域、情感空间和价值体系都建立在自足的乡村文化系统之上。但是阿Q之后的中国农民渐渐卷入了城市化情感漩涡，一方面是对土地的无比眷恋，另一方面是对土地的无比憎恨，就形成了恋土与离乡的两种乡土文学叙述模式和情感类型。《骆驼祥子》就是一个离乡农民的城市化生存悲剧。从乡下跑到城里来的祥子，充满了对城市的憧憬和梦想，即使被劫、受骗、梦灭也不回乡，但终归被城市所吞噬，显示出城市对农民的他者异质性。在新中国的城乡二元体制下，许多农民依然对城市充满了向往。柳青《创业史》中的改霞和路遥《人生》中高加林有着改变农民身份、进入城市的情感期待。到了21世纪，城市对中国农民而言，依然是一个异质性的、而又充满无比诱惑力的矛盾体：对于五福而言，城市是令他忐忑不安和无法释怀的焦虑之地，有着本能的拒绝;但对刘高兴而言，城市更多的是生命新生的蜕化之地，有着无法抵御的诱惑力。

　　阿Q进城是因为生计问题的无奈之举，刘高兴的进城源于自己内心的渴望与对城市文化的认同。刘高兴自觉无条件地认同城里人，遵从城里人的称谓，训导五富到城里了就说城里话。“咱既然来西安了就要认同西安，西安城不像来时想象的那么好，却绝不像是你恨的那么不好，不要怨恨，怨恨有什么用呢，而且你怨恨了就更难在西安生活。五福，咱要让西安认同咱，……你要欣赏锃光瓦亮的轿车，欣赏他们优雅的握手、点头和微笑，欣赏那些女人的走姿，长长吸一口飘过来的香水味……”[6]城市在刘高兴的眼中显现着文明的镜像：明亮、优雅、美感、时尚。刘高兴骑自行车开始全面认识这个城市，“我要变成个蛾子先飞起来。”[7]

　　刘高兴在从“青虫”向“娥子”的文明转变过程中，开始了极为成功的城市化生存。在剩楼里，刘高兴是一个有着很高认同的“领袖”。刘高兴不仅保护五富不受欺负、帮助受辱的女佣翠花讨回身份证，而且在街头冒着生命危险阻止肇事司机逃逸。可见，刘高兴进城后不仅迅速地适应了城市生活，临危境而不慌乱，成功规避违法的风险，而且成为更弱势农民的保护者和见义勇为的英雄。即使在与城市富有阶层的代表者韦达交往中，刘高兴不卑不亢，始终抱有平等意识，体现了进城农民刘高兴自我主体精神的成长和对生命尊严的自我珍视。刘高兴对城市的“认同”是自觉的，进城后的各种“苦难”不仅没有给他自卑感，反而使他“高兴”，从这一点上看，他不是一个被怜悯的对象，既不同于润土，也不同于阿Q和陈奂生，他有他坚定的“主体性”，他的人生态度和精神态度是一种积极的“一定要现代”的态度，是认同现代性的态度，而不是消极的、抵触的、否定的态度，这里面有乌托邦的因素，也隐含着自我的幻觉，但从中我们确切地看到了主人公身份的觉醒和主体的成长。

　　作为迥异于20世纪文学的新农民形象，是什么精神资源支撑着刘高兴从封闭狭隘的小农文化系统走出来，建构一种具有现代意识的主体精神?除了城市化浪潮的裹挟之外，我们意外地发现，刘高兴的自觉城市认同和独立主体意识并不是孕育于西方现代文化，而是萌生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富有现代活力部分。支撑刘高兴的精神动力源来自农村：“农民咋啦?再老的城里人三代五代前还不是农民?!咱清风镇关公庙门上的对联写着：‘尧舜皆可为，人贵自立;将相本无种，我视同仁’。”[8]“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中国传统文化同样有着人本平等、人贵自立的平等意识和独立精神，刘高兴正是从清风镇庙门对联汲取传统文化富有活力的营养部分，以此来构建一个进城农民的现代主体意识。从中国传统文化汲取现代意识，恰恰是刘高兴这一农民形象身上所赋有的重要文化内涵。这是新世纪语境下乡土中国文化自我孕育、生长出来的自觉认同城市的现代农民形象，是迥异于以往乡土中国农民形象的“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