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导语：《极花》仍然延续着贾平凹一贯的主题，有对农村颓败的哀惋，也有对城市化进程的质疑。今天我们来看一下徐刚谈贾平凹小说《极花》。

　　《极花》的故事主线还是极为清晰的。农村女孩胡蝶随母亲来到城市，靠捡垃圾维持生计并供弟弟读书。她在城市的边缘苦苦挣扎，却也不忘自己的小小虚荣，她喜欢小西服和高跟鞋，幻想着心目中的“男神”。她渴望赚钱，并自认为已经变成了地道的城市人，但当她第一次出去找工作时就被不幸拐卖了，而小说便是从她被拐之后的生活开始讲起。所有的故事都集中在这个大西北不知名的硷畔上，山村原始的蛮荒与人心的险恶历历在目，而主人公胡蝶的哀恸、屈辱、愤怒与无奈更是令人无法释怀。

　1新闻的诱惑与风险

　　“小说的动因固然来自对新闻的震惊，但小说并不因此而‘照搬’事件本身，而是采用梦境叙述的方式实现一种微妙的平衡，从而既显示对于新闻震惊的尊重，又合理地塑造一种小说的高明。”

　　据贾平凹所言，《极花》的写作灵感来自一则新闻，一则有关被拐妇女被解救之后无法忍受舆论的压力又重回拐卖之地的故事。现实的离奇总是令人如鲠在喉，如其所说的，“这件事像刀子一样刻在我的心里”。确实，还有什么比被拐卖者的归去更令人震惊和绝望的呢?小说的动因固然来自对这则新闻的震惊，但小说并不因此而“照搬”事件本身，而是采用梦境叙述的方式实现一种微妙的平衡，从而既显示对于新闻震惊的尊重，又合理地塑造一种小说的高明。因而小说的重点不是去展示故事情节的戏剧化转折，而是更为内在地切近人物，抵达小说中丰饶的内心世界，并由此展现社会议题的严峻反思。

　　这里便涉及到贾平凹在《极花》后记中所焦虑的新闻与小说关系的问题，在此，我们可以看出贾平凹对于从新闻中获取小说素材的写作方式的疑虑。事实上，以小说的方式，为新闻事件赋形，并将其纳入效果不一的艺术实践，是中外文学极为常见的现象。司汤达的《红与黑》便取材于一件情sha案的新闻;而列夫·托 尔斯泰的《复活》则源于一桩新闻报道的诉讼案件;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之中;甚至鲁迅的经典作品《药》，也是脱胎于徐锡麟行刺失败后被清兵生食心肝的真实新闻。如评论者所言，“时代的面影总是在新闻的惊悚中匆匆掠过，而时代的精神却可以在小说的幽深中长存。”就像我们经常讨论的，小说 总是在模拟现实，可问题的关键在于，在何种意义上模拟现实?是一味捕捉“表象”，“抄袭”现实，还是从现实出发，探索人性的“褶皱”，致力于文学擅长描摹的内心世界，这是小说伦理的严峻抉择。因而在此，问题的关键其实不在于新闻取材本身，而在于小说如何以此为契机，将写作素材予以完美消化，从而达到再造现 实的艺术目的，由此呈现时代精神的“幽深”。

　　以新闻为创作契机，来结构自己的小说故事，这在贾平凹以往的写作中并不少见。小说《高兴》中城里拾荒的农民刘高兴将死亡的老乡五富的尸体背回清风镇的故事，便来自于新闻媒体对湖南民工李绍为千里背尸事件的演绎。这个苦难兮兮的底层故事，迎合了一个时代的时尚。当然，故事本身的“移植”本无可厚非，小说也试图以笑中带泪的方式，在一种荒谬的绝望感中表达进城者的挣扎与无助，但人物内在的开掘却不能说毫无问题，尤其是小说不经意间流露出的底层喜剧化的倾向一直为人所批评。相对而言，作者此后涉及当今底层普遍新闻景观的《带灯》则更为贴切一些。面对上访维稳、黑恶势力当政、灾害瞒报、超生罚款、牺牲环境的经济开发等人们已然熟悉的新闻事件，小说展现出的艺术创造力在于，它以强烈的生活质感照亮了新闻事件所寄生的人物世界，因此使得乡村的世界自然而血肉丰满。这也与余华的《第七天》等“新闻串烧”的作品大异其趣，后者“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的弊病，不免让人怀疑写作者的诚意。

　　贾平凹深知，新闻式写作的风险在于小说人物容易流于扁平化，为此他在《极花》中的人物身上花了不少气力，而所有的努力也都是为了获得一种自然与深度。他笔下的胡蝶，果真如同匠人在庙里用泥巴捏神像，“捏成了匠人就得跪下拜，那泥巴成了神”。当然，作为一部具有现实意义的小说，《极花》的故事在新闻的大背景之外，也理应在浮皮潦草的社会逸闻背后，锁定一种更为广阔的现实议题，这也就是作者所紧紧扣住的城乡关系的社会学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