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黄庭坚在诗歌方面，他与苏轼并称为“苏黄”，下面就来分析一下黄庭坚诗词艺术风格特点，欢迎大家阅读!

　　提起唐诗，人们自然会想到并称“李杜”的大诗人李白和杜甫;说到宋诗，又有谁不知道联名“苏黄”的大诗人苏轼与黄庭坚呢?在宋代诗坛上，成就最杰出的诗人是苏轼;作为江西诗派的领袖人物，黄庭坚则是宋诗特征最典型的代表。他对宋诗影响之巨，苏轼也要略逊一筹。

　　黄庭坚的诗歌，今存1956首，内容丰富，题材多样，众体兼备;有多种艺术风格，又有独到的艺术造诣;有分量厚重的七古长篇，又有传诵人口的精美短章，堪称诗坛大家。

　　黄山谷早期的诗中，有不少讥刺时政、抨击新法弊端和反映民生疾苦的作品，后来由于担心惹祸，他把它们大都删去了。浏览黄诗，占据山谷诗题材主流的，是那些表现自我、抒写个人生活经历和文人情趣之作，其中，题咏书画、奇石、亭台楼阁以及笔、墨、纸、砚、香、扇、杖等文化产品或与文化活动有关之物的篇章俯拾即是。它们以密集的人文意象，浓烈的文人色彩，馥郁的书卷气息，富于诗意地展现了封建社会一个品格正直高洁的知识分子的复杂精神世界，也多侧面地折射出了时代风云气象。这是山谷诗题材和内容的特色。

　　山谷诗在艺术上的成就更加引人注目。苏轼以为“一代之诗，当推鲁直”(黄庭坚《与王周彦书》)，清代方东树也赞他“英笔奇气，杰句高境，自成一家”(《昭昧詹言》卷一)。的确，山谷诗，迭出新意，一洗唐调，具有鲜明的艺术独创个性。

　　翻读山谷诗集，扑面而来的首先是那些五光十色、奇幻生新的比喻，把人引进遍布奇花异草的诗的世界，触发出一种欲知未知的迷茫，以及新鲜发现的欢喜。诗论家们按照喻体和本体相似关系的远近，将比喻分为“近取譬”和“远取譬”两种。钱钟书先生在《读〈拉奥孔〉》一文中说，喻体和本体，“不同处愈多愈大，则相同处愈有烘托;分得愈远，则合得愈出人意表，比喻就愈新颖。”(《七缀集》)山谷想像力敏锐、犀利、丰富，最擅长创构奇幻生新的“远取譬”喻象。例如“客愁非一种，历乱如蜜房”(《次韵答叔原会寂照房呈稚川》)，用密集纷乱的蜂房形容客愁的杂乱无绪;“竹笋初生黄犊角，蕨芽已作小儿拳”(《观化十五首》其十一)，用小黄牛刚露出的角儿比喻初生竹笋，用小孩子的拳头比喻蜷曲的蕨芽;“寒藤老木被光景，深山大泽皆龙蛇”(《八月十四日夜刀坑口对月奉寄王子难子闻适用》)，用游动的金龙银蛇比喻月光照射着的深山大泽的寒藤老木;“文章功用不经世，何异丝窠缀露珠”(《戏呈孔毅父》)，用缀于蛛网上的闪亮露珠，比喻外表华美而内容空虚的文章;“心似蛛丝游碧落，身如蜩甲化枯枝”(《弈棋二首呈任公渐》其一)，用飘荡空中的蛛丝和挂在枯枝上的蝉壳比喻下棋人专心致志的神情姿态。山谷还擅长逆向想像，不犯正位，别出心裁地运用倒喻，例如“程婴杵臼立孤难，伯夷叔齐采薇瘦”(《寄题荣州祖元大师此君轩》)一联，赞颂环绕轩堂的翠竹的高风亮节，竟然用了四位古代忠烈之士的事迹来比喻;又如“西风鏖残暑，如用霍去病”(《又和答斌老病起独游东园二首》其一)，竟匪夷所思地用汉代抗击匈奴的名将霍去病比喻西风驱逐残暑。山谷的曲喻，用得更多也更新奇。所谓曲喻，就是在用了比喻后，再从喻体形象出发，进一步发挥想像，写出本体形象本来并不具有的状态或动作，这可谓认假作真，妙想联珠。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中对黄庭坚诗歌的曲喻曾有精彩分析，他说：“例若‘青州从事斩关来’，‘管城子无食肉相，孔门兄有绝交书’，‘王侯须若缘坡竹，哦诗清风起空谷’，‘湘东一目诚甘死’，‘未春杨柳眼先青’，‘蜂房各自开户牖’，‘失身来作管城公’，‘白蚁战酣千里血’等句，皆此类。酒既为‘从事’，故可‘斩关’;笔既有封邑，故能‘失身食肉’;须既比竹，故堪起风;蚁既善战，故应飞血;蜂窠既号‘房’，故亦‘开户’。均就现成典故比喻字面上，更生新意;将错而遽认真，坐实以为凿空。”上述这些新颖奇警的比喻，都能给人奇幻生新之感，显示出黄庭坚借助奇思妙想创构新鲜动人的意象的艺术功力。

　　在苏轼周围的作家群中，黄庭坚的诗歌成就最为突出，他最终与苏轼齐名，二人并称“苏黄”。

　　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号山谷道人，又号涪翁，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他23岁进士及第后，在叶县(今属河南)、太和(今属江西)等地做了17年的低级官员。这段时期内的黄诗比较关注社会现实，如《流民叹》、《和谢公定征南谣》等，抨击时弊相当尖锐【注：黄庭坚50岁时自编诗集《退听堂集》，由于他当时正因修《神宗实录》而听候审问，所以 把早年所作的涉及时政或抨击时弊的诗都删去了。后来黄的外甥洪刍为黄诗编集时遵循《退听堂集》的取舍。任渊作注的《山谷内集》也以此为准，所以黄诗中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较少为人所知，其实这些诗尚存于《山谷诗外集补》中。按，黄庭坚的生平事迹，见《宋史》卷四四四本传】。元丰八年(1085)旧党执政后，黄庭坚来到汴京任职于馆阁，参加编写《神宗实录》，自此成为苏轼的密友，常与苏轼等人唱和，诗的内容则以书斋生活为主。从哲宗绍圣元年(1094)开始，旧党重又失势，黄庭坚也受到迫害，先后被贬谪到黔州(今四川彭水)、戎州(今四川宜宾)，最后卒于荒远的宜州(今属广西)贬所。黄庭坚被贬的直接原因是《神宗实录》引起的文字狱。惊悸之余，黄庭坚作诗较少，内容则以抒写人生感慨为主。黄庭坚始终被人看作旧党，其实他虽然在政治上追随苏轼，但并未积极参加新旧党争，他一生的心血主要倾注在诗歌和书法创作上。

　　就题材范围而言，黄庭坚诗没有显著的特点。他流传下来的一千九百多首诗，约有三分之二是思亲怀友、感时抒怀、描摹山水、题咏书画的诗，这种题材趋向与王安石、苏轼基本相同。黄诗的特点是文人气和书卷气特别浓厚，诗中的人文意象格外密集【注：刘勰《文心雕龙•神思》云：“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本章所说的“意象”指诗歌中的具体物象。陈植锷《诗歌意象论》第六章《意象的分类》中认为意象在内容上可分为三类：自然的、人生的、神话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排印本，第132页)。我们则倾向于分成两大类，即自然意象和人文意象。所谓人文意象，意指与人的文化活动有关的意象，也即非自然的意象。参看霍松林、邓小军《论宋诗》，《文史哲》1989年第2期】。首先，黄庭坚喜爱吟咏书画作品、亭台楼阁以及笔、墨、纸、砚、香、扇等物品，这些对象自身都是文化活动的产物或与文人生活密切相关的物品，自然会使诗歌充满文人色彩。其次，黄庭坚写其他题材也努力抉发其中的文人意识。例如《演雅》一诗，咏及蚕、蛛、燕、蝶等43种动物，它们本来全是自然意象，查是黄诗并没有到自然界中去观赏这些禽鸟虫鱼，而是从古代典籍的字里行间去认识它们，全诗充满着典故。又如茶本来是一种生活用品，但在黄诗中茶却成为文人雅致生活不可或缺的内容，例如《双井茶送子瞻》：

　　人间风日不到处，天上玉堂森宝书。想见东坡旧居士，挥毫百斛泻明珠。

　　我家江南摘云腴，落硙霏霏雪不如。为公唤起黄州梦，独载扁舟向五湖。

　　茶被置于高雅的文化环境中，并与文人的高雅活动及高洁志趣相联系，从而表现出深刻的文化内蕴。文化活动是一种特殊的生活形态，以此为内容的黄诗微妙而深刻地反映出诗人内心的情感律动，书卷所与生活气息并存。这正是宋诗别开生面的表现之一。当然，有时黄诗在这方面走得太远，如《和钱穆父咏猩猩毛笔》在8句诗中竟有12个典故，就损害了诗歌的形象性。

　　黄诗更引人注目的是鲜明的艺术个性。自梅尧臣以来，北宋诗人都在诗歌艺术上追求“生新”，也即追求在唐诗之外另辟境界，而黄庭坚在这方面表现出更强烈的自觉性。他说：“文章最忌随人后。”(《赠谢敞王博喻》)又说：“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以右军书数种赠丘十四》)他的整个诗歌创作都贯彻了求新求变的精神，从而创造了生新廉悍的艺术风貌。

　　黄诗不论长短，往往都包含多层次的意思，章法回旋曲折，绝不平铺直叙。如五古《过家》、七古《次韵子瞻题郭熙画秋山》以及七绝《病起荆江亭即事十首》之五，都是如此。他说：“作诗正如作杂剧，初时布置，临了须打诨。” (见《王直方诗话》)意即要像参军中的“打诨”一样，在必要的地方来一个出乎读者意料之外的转折，以意脉的突然断裂而产生艺术张力。例如《次韵裴仲谋同年》的次联：“舞阳去叶才百里，贱子与公俱少年。”上下句的意思相去很远，读来有奇崛之感。

　　黄诗运用修辞手段，善于出奇制胜。如用“煎成车声绕羊肠”(《以小龙团及半挺赠无咎并诗用前韵》)来形容煎茶的声音，又如“程婴杵臼立孤难，伯夷叔齐采薇瘦”(《寄题荣州祖元大师此君轩》)，以古代的志士仁人来比喻竹子的高风亮节，都是很新警的比喻。他有时也求奇过甚，不够自然，如“露湿何郎试汤饼，日烘荀令炷炉香”(《观王主簿家荼蘼》)以美男子喻花，就招致了许多人的批评。黄庭坚还重视炼字造句，务去陈言，力撰硬语，如“秋水粘天不自多”(《赠陈师道》)、“春去不窥园，黄鹂颇三请”(《次韵张询斋中晚春》)等。黄诗中最成功的则是那些用常见的字词组成新奇意象的作品，如《寄黄几复》：

　　我居北海君南海，寄雁传书谢不能。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持家但有四立壁，治病不蕲三折肱。想见读书头已白，隔溪猿哭瘴溪藤。

　　字面较为平常，典故也是常见的，但经过巧妙的艺术构思，以故为新，在整体上取得了新奇的艺术效果。

　　黄诗还有声律奇峭的特点，一是句中音节打破常规，如“心犹未死杯中物，春不能朱镜里颜”(《次韵柳通叟寄王文通》)等，矫健奇峭。二是律诗中多用拗句，以避免平仄和谐以至圆熟的声调，如《题落星寺》：

　　落星开士深结屋，龙阁老翁来赋诗。小雨藏山客坐久，长江接天帆到迟。

　　宴寝清香与世隔，画图妙绝无人知。蜂房各自开户牖，处处煮茶藤一枝。

　　此诗大拗大救，奇崛劲挺，为表现幽僻清绝的境界创制了恰到好处的语音外壳。黄庭坚的三百多首七律中有一半是拗体，这也是形成其生新廉悍风格的重要因素。

　　黄诗以鲜明的风格特征而自成一体，当时就被称为“黄庭坚体”或“山谷体”。元佑二年(1087)，苏轼作《送杨孟容》，自注说：“效黄鲁直体。”黄庭坚作诗和之，有“我诗如曹郐，浅陋不成邦。公如大国楚，吞五湖三江”和“句法提一律，坚城受我降。枯松倒涧壑，波涛所舂撞。万牛挽不前，公乃独力扛” 等句，句法奇矫，音节拗健，想象奇特不凡，且有一股兀傲之气，是典型的“山谷体”【注：苏诗见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卷二八，其自注见于赵次公注。黄诗题作《子瞻诗句妙一世，乃云效黄庭坚体。盖退之戏效孟郊、樊宗师之比，以文滑稽耳。恐后生不解，故次韵道之。子瞻送孟容诗云：‘我家峨嵋阴，与子同一邦。’即此韵》。按：苏轼称“黄鲁直体”，黄庭坚自称“庭坚体”，而严羽《沧浪诗话•诗体》称“山谷体”，后者较为普遍】。如果以唐诗为参照标准，那么“山谷体”的生新程度是最高的，它最典型地体现了宋诗的艺术特征。与此同时，“山谷体”也具有奇险、生硬、不够自然等缺点。所以当后人批评宋诗时，“山谷体”往往首当其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