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庭坚是宋代最有成就的诗人之一，诗学杜甫、韩愈，师从苏轼，与苏轼并称“苏黄”，开创了宋代最大的诗歌流派――“江西诗派”，其诗词创作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体现出诗人“脱俗”的审美理想，因此也使诗人成为宋诗史上开宗立派、影响深远的大家。

　　黄庭坚诗词的审美理想

　　黄庭坚在诗词创作上秉持其一贯主张――脱俗。在他看来，“脱俗”是一种高尚的精神境界。诗人在《书嵇叔夜诗与侄榎》一文中指出，脱俗之人是在精神气质上超凡脱俗，葆有一种不改不失的大节。这种“大节”，便是一种独立不惧的气概，一种超越世俗、摆脱平庸的品格。在此文中，作者不仅论人品脱俗，还把诗品与人品相联系：“叔夜此诗豪壮清丽，无一点尘俗气，凡学诗者不可不成诵在心，想见其人。虽沉于世故者，暂而揽其余芳，便可扑去面上三斗俗尘矣。”可见，作品与人品之间是密不可分的。人品决定作品，作品反映人品。只有具有了高超的思想境界，才能创作出超凡脱俗的作品。黄庭坚诗词创作的审美理想经历了由“俗”到“脱俗”的转变。

　　早期，黄庭坚的创作是以“俗”为主的，尤其表现在他的词中。这一时期，黄的创作受柳永影响较大，词中多为风花雪月，男女情事，格调不高。对于他早期这一风格的创作，《五灯会元》中有记载：黄庭坚好做艳词，曾被法秀禅师讥讽：“以艳语动天下人淫心，不止马腹中，正恐生泥犁耳。”自此，黄翻然悔悟、不作艳词。不仅如此，黄庭坚在自己为晏几道所写的《小山集序》中也提到了此事。“余少时间作乐府，以使酒玩世。道人法秀独罪余以笔墨劝淫，于我法中，当下犁舌之狱。特未见叔原之作邪!”虽然两文记载的结果不同，但早期俗词创作则是不争的事实。

　　这些词的“俗”，大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内容上“批风抹月”，以男女情事为主。如《少年心・对景惹起愁闷》写一个对景伤情、相思成病的女子，斥责负心汉对爱情的不专一，表现了女子又恼又很的心理和决裂的态度;《少年心・心里人》则写病中女子追忆情人并设想与情人见面种种情景，画面香艳。二是大量使用方言、俚语、俗语。如《归田乐引・暮雨蒙阶砌》、《两同心・一笑千金》、《丑奴儿・济楚好得些》、《好女儿・粉泪一行行》等，就是完全用口语、俗语写成。三是描写直观浅露，不求含蓄蕴藉，直述男女间肉体触摸，体态、肌肤的赏玩，给人以感官上的刺激。如《少年心・心里人》起句就写“心里人人，暂不见、霎时难过”，又用到“摩挲”、“温存”等词，不求含蓄，不留回味，把话说透，充分适应市民阶层的欣赏习惯，这正是“俗”的特征。

　　后期，黄庭坚以“脱俗”为标榜。这一转变主要由于：其一，法秀禅师的点化。当然，这并不是说法秀禅师在黄庭坚转变过程中起着决定作用。禅师的成功，更多的是因黄庭坚本身对自己这部分创作所持的态度：“以使酒玩世”。这才为其风格的转变奠定了主观基础;其二，受苏轼的影响。与苏轼结交，可以说是黄庭坚人生的转折点。苏轼超凡脱俗、遗世独立的人格魅力，“一蓑烟雨任平生”(苏轼《定风波》中表现出的豁达旷方的人生态度),“似淡实美”(《东坡题跋》卷2)、“高风绝尘”(《书黄子思 诗集后》)的审美追求，注重“神思”的创作经验都深深影响着黄庭坚。特别是苏轼倡导的“以诗入词”，启发黄庭坚创立了自己的诗学理论――诗词同格。提高词地位的同时词风为之一变。为“脱俗”文艺观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其三，生活经历坎坷。政治上处于党争的夹缝中，始终不快，在感情上又几度丧妻。此时的诗人怎不深感世事变迁、人间沧桑;其四，北宋时代思潮对黄庭坚的影响。“在魏晋玄学试图以道释儒之后，宋学是思想史上的又一大转折。儒学传统的章句之学让位于心性之学，思孟学派更受重视，又吸收佛道思想资料形成道学。禅宗讲‘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庄子讲‘退听反闻’，孟子讲‘反身而诚’，‘反求诸己’，都融合为宋儒向内用功的修养论。”正是基于以上原因，黄庭坚实现了其诗词创作中的审美追求由“俗”到“脱俗”的嬗变。

　　黄庭坚“脱俗”的审美理想主要表现在诗词创作中，山谷总是调动内容及形式上的各种手段，为我们呈现其卓尔不凡的人格追求和坚强不渝的人格力量。苏轼称赞其诗文“超轶绝尘，独立万物之表;风骑气，以与造物者游。”(《答黄鲁之五首》其一，卷52)

　　内容上表现为作品中塑造出的诸多形象：有耿介兀傲诗人形象，如《水调歌头・瑶草一何碧》、《上书子瞻书》等;有清廉正直、淡泊名利的官员形象，如《秋思寄子由》、《漫尉》等;有贫贱自守、安贫乐道的隐士形象，如《南圆遁翁廖君墓志铭》等等。虽然他们外貌不同，生活各异，但在他们身上都有着超凡的精神气度和脱俗的人格光彩。《水调歌头》可以说是黄庭坚审美追求的代表之作。

　　瑶草一何碧，春入武陵溪。溪上桃花无数，枝上有黄鹂。我欲穿花寻路，直入白云深处，浩气展虹霓。只恐花深里，红露湿人衣。坐玉石，倚玉枕，佛金徽。谪仙何处，无人伴我白螺杯。我为灵芝仙草，不为朱唇丹脸，长啸亦何为?醉舞下山去，明月逐人归。

　　这首词的格调与意境，正体现了词人“超轶绝尘”的审美理想。词中主人公形象高华超逸，不落俗套，颇具些仙风道骨。词句之间缓缓流布着一种静穆平和、俯仰自得的气息。

　　在形式上则表现为借助结构、音律、语言等形式因素打破常规，突现其傲然于世的人格意志，力反庸俗的个性追求，狂放豁达的人生姿态。具体来看：

　　一、结构新奇。其一，结构曲折回环。如《清平乐》整首词以设问贯串全篇，三问三答，三起三伏，委婉曲折，含蓄表达出诗人内心的活动。每次一个问答构成了转折层次，感情上步步递进。诗人由爱春、恋春到惜春，从感情、痴情到忘情，妙笔生花。其二，时空的跳跃转变，形成强烈对比，发人深省。如《寄黄几复》“我居北海君南海，寄雁传书谢不能。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持家但有四立壁，治病不蕲三拍肱。想得读书头已白，隔溪猿哭瘴溪藤”，时空上的大幅跳跃。首联到颔联四句，时空转变达三次。先是今日，两人相隔遥远，后昔日“欢聚”，又回到今日“离别”。诗人在十年的“岁月”中自由转换。但感情的表达一脉相承。表现手法今昔对比。桃李春风，美酒畅饮。此情此景暗示当年的春风得意，表现十年漂泊时，感情深沉悲凉，夜雨孤灯，一晃一载。诗人把乐于悲两种不同的情感统一于一联诗中，产生出强烈的心理对比和感情反差。不仅仅表达了思友之情，更重要的是把人的思维导向更深一个层次，即对社会、人生和命运的反思。除此之外，在黄庭坚创作中，具有此特点的作品还有很多，如《过家》、《送王郎》等都奇思妙想、不落俗套。

　　二、格律奇拗。在黄庭坚的诗词创作中，往往不避格律之讳。他常在音律上平声连用、仄声连用、以散文句式入词，以期求得脱俗效果。如《汴岸置酒赠黄十七》起笔“吾宗端居丛百忧”，七字中有六个平声字，诗中“初平群羊”连用四平声字，“长歌劝之”除第三字，皆用平声，“碧树为我”连用四个仄声字，“生凉秋”使用使用三平调。另一篇《水调歌头・瑶草一何碧》则以散文入词，用自然的节奏，代替了诗词的固定节奏;以散文的笔调写词，使词在诘责中反透出一种和谐、奇崛的音律与奥峭的人格完美统一而成的和谐。以黄庭坚的学养，写合乎规范、对仗工整的诗词，当然不是件难事。而作者刻意追求古硬建拔，为的是体现傲然不群的人格理想。

　　综上所述，黄庭坚在诗词创作中通过打破固定模式，表现傲岸不凡的人格理想体现了诗人“脱俗”的审美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