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溯百年红学史，1904年王国维发表了中国第一部《红楼梦》专论《红楼梦评论》，运用叔本华哲学分析了《红楼梦》的悲剧精神，将其列为可与《浮士德》媲美的世界悲剧。对《红楼梦》的悲剧阐发才是百年红学的起点，却没有得到那个时代的回应，红学迅即偏转向了政法启蒙与历史考据的经世理性，经历了启蒙(排满革命、民权民主)-自传-启蒙(阶级斗争)-启蒙与自传合流的百年沧桑。或者现在，是时候回到王国维以自沉来捍卫的人文精神了。

　　二十世纪末，作家李劼发出了回到王国维的呼吁，《红楼梦》是属于“哲学的、宇宙的和文学的”，而不是属于“政治的、国民的和历史的”72，《红楼梦》应当告别经世理性，回到《山海经》时代淳朴先民的童心，回到未被循环往复的王霸历史污染的人文精神：

　　所谓中国历史，就其文化意味而言，可简明扼要地划分为《红楼梦》之前的历史和《红楼梦》之后的历史。所谓之前的历史，是帝王将相的历史，是《资治通鉴》的历史，是《三国演义》的历史;所谓之后的历史，则是大背于吾国吾民之传统的历史(此乃借用王国维所说)，或者于破败之中寻求新的生机的历史。《红楼梦》的问世，既标记着对以往历史的颠覆，又标记着一种人文精神的崛起。作为一个旷古的文化灵魂，她照亮了昔日的兴衰;作为一则《城堡》式的寓言，她启示了未来的存在。……如果说过去的历史是暴力和道德、王道和霸道、王权和草莽、权术和养生术之狼狈为奸的历史，那么《红楼梦》以后的历史，其文化意味则在于上述阴阳结构的全然解体。这与其说是历史的逻辑，不如说是文化的命运。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