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好学校里的差生样本。”在北京四中的“校友论坛”上，于丹的演讲一开始就如此坦白：“当年，我的记忆也很辉煌，但那是一个差学生在一所好学校，生命如何被成全的记忆。”

　　1980年，于丹初中毕业考入北京四中高中部，1982年高中毕业考入北京师范大学。

　　“上高中之前我是个沉默和内向的孩子，不说话，甚至有点自卑。”于丹说自己不说话是因为没有说话的环境。在那个特殊年代，父母都被下放，周围也没有幼儿园可上，只能和姥姥在家。“我因为孤单而读书，认为人与人之间存在误读，但是书籍永远不会背叛。”

　　“我从小偏科，数学从来没有学好过。高中时代最对不起的是教数学的熊老师，经常被她堵在操场上，领回去补数学。当时文科一个班28个人，综合成绩我从来没有进过前20名，一直是班里的尾巴。”可是，即使这样，于丹认为自己的人格和梦想在这里得到了尊重，“这样的学校不以成绩论学生”。

　　她遇到了一群好老师。当时，“文革”刚刚结束，国家百废待兴，老师们经历了各种曲折苦难重新回到了讲台。教于丹的老师中，年龄最长的是外语老师，当年72岁，一头稀疏的白发；班主任不到60岁，算是年轻的；历史老师，一头雪白的头发，于丹记得他从眼镜框后面看学生时犀利而慈爱的样子。

　　那时高考录取率只有3。5%，把这群学生送进大学是这批优秀老师的目标。于是老师和学生几乎捆绑在一起。

　　当时高中学生住校，宿舍条件一般，都是平房，10多个学生住在一间屋里。

　　于丹至今记得当年的冬天，每天下午都能看到的一个场景：刚刚做了手术，胃被切除了2/3的教语文课的廖老师，只能吃白开水泡饼干。在晚上学生下自习之前，瘦小的廖老师在寒风里微弯着身体，披着一件黑棉衣，到每个宿舍去把炉子提前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