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爱，藏在爽朗的笑声中，那笑声，一次次的给我树立起信心;父亲的爱，藏在声声斥责中，那斥责，使我不被社会所迷惑。

　　父亲背后的故事1：

　　那年夏天，父亲病倒了。

　　父亲一辈子刚强，从来没有服过输、低过头，病了以后，躺在炕上，翻来覆去地一直在叹息着：我怎么成这样了?颇有一种不久于世壮志未酬的遗恨。

　　至于父亲的病因，乡亲们归咎了一句话：“积劳成疾”。其实，没有人能深入到父亲的内心，了解他怎么得下的病。而我每每想起父亲真正的病源，就不禁泪流满面。

　　父亲做了大半辈子的村干部，大集体时，全村人上至生活大事，下至鸡毛蒜皮的家务，父亲就像一个大家长一样统筹着。我们村外有一棵千年老槐树，上面挂着一口大铁钟，前些年，人们就是听着它下地上工，集合开会，而父亲，总是第一个起床去敲响它。他每天像检阅自己的江东弟子一样，待到人们到齐后，仔细审视一遍，有条不紊地安排好几百人每天每晌各自的活路，然后就亲自带队出发，春夏秋冬，一年四季。父亲是山东人，从小逃荒到晋南，因为他嫉恶如仇、大公无私、并且头脑清醒，尤其是关键时刻，对待外来恶势力时，他敢于用拳头说话，所以人们信赖他、尊敬他。大锅饭时，几百口人的生杀大权，村民们都放心地交给他，而他确实能把事情做的人人信服。生产队解体后，实行了土地到户责任制，大伙再不用被钟声召唤了，家家各自为战，自己种、自己收，村干部实际上就成了聋子耳朵——摆设。有时见了面，表面看上去对你客客气气，其实从心里远不如以前那样对你敬服了，因为他们已经不需要生产队记工分、分口粮，也就是说，离开你们干部照样过活，我该干什么还干什么。从此，习惯了发号施令的父亲，就像自己的儿子突然摆脱了自己的领导，同时权利欲好像被突然剥夺，他思想上怎么也转不过弯来。有好几次，我看见父亲大早起来，似乎要去干什么，后来醒悟了，蹲在炕头抽上一袋烟。我知道，他习惯于每天去敲响村外古槐上那口大钟，而现在已经不需要了。有时没事了，我还看见过父亲坐在古槐下面，呆呆地思索什么，我从那眼神里，看出了一种失落、遗憾，就像演员没有了舞台、政治家丢掉了权力。我想，他的心里，那时也许正在像铁钟一样轰鸣，一定在经受着一种巨大的折磨。

　　整个中国那时都在经过一场历史的变革，全社会、每一个人都处在阵痛之中，而父亲首先像被霜击一般，蔫了，也老了。

　　我常常爬上窗外的山岭，登高望远，冬日里的黄土高原，光秃秃一片，毫无生机，就像一个年逾古稀的老人悲凉、沧桑。那时的父亲，就是那样。

　　假如追究父亲最根本的病因，除在这一过程中经受了心灵上的震动，其次，责任之后，父亲过度的奔忙劳累到最后精力的松懈也是他得病的又一个主要原因。

　　随着改革开放，经济浪潮冲击着每一个人，就是普普通通的平民百姓也变着花样地办厂子、开店铺，发家致富，并且不少人都腰缠万贯，当年那些叱咤风云的村干部几乎都适应不了形势的转变，在发展经济上都一败涂地。相比之下，在村里人眼中，对父亲那些做了几十年村干部的头面人物，无疑就是一种嘲弄，父亲那时虽然一直担任着村干部，可一回头，好像突然发现自己五十多了，辛辛苦苦原来都是为了大集体，为了乡里乡亲，而自己家里原来那么穷，并不比别人好过，老的老小的小，就像一窝小鸟嗷嗷待哺。加之我们弟兄四个都到了成家的年龄了，却连一间房子也没有。真的是：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为了尽快摆脱贫困，也是形势所迫，父亲的观念就像随着毛泽东的思想在转变一样，全国解放后的工作重点应该从城市转移到农村了，父亲不得不一下子把全部心力都扑在责任田里，每天早早起床下地，总是很晚很晚才收工。除了种植农作物，他变着花样地搞多种经营，三伏天，十冬腊月也不闲着，他把地里经营的有楞有横，人人赞叹，除了地里收入，他低下架子，常常骑着自行车去外面做生意，甚至收破烂赚钱。短短几年，他不仅给我们弟兄娶了媳妇，每人还盖了三座崭新的瓦房，他重新在村里人面前赢得了面子，得到了人们的赞叹。及至到了四弟的时候，父亲已经六十多了，就像一盏油灯，近乎灯干油尽了。有人劝父亲把四弟招亲算了，甚至有人找上门来，说是姑娘好，家里光景好，大人年轻能干，母亲和四弟也都愿意，可是父亲愣是不同意，似乎倒插门坏了他一世的英明，他宁可自己累死，也要拼尽老身为小儿子盖房子娶媳妇。那几年，他就像和人赛跑一样，被一种巨大的热情支撑着，开始向最后的目标冲刺，早起晚归，风雨无阻，更加奔忙起来，再也没有一刻闲着的机会。这就是老年父亲留给我最深的印象。

　　在他六十五岁那年，年老力竭的父亲终于为四弟娶了媳妇、盖了三间平房，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在乡亲们眼里，父亲这下把儿女大事都交代完了，可以安安稳稳享几天清福了。

　　谁知，那年春天，父亲却忽然感到身体不适，到医院检查，被告知患有胃病，心脏衰竭等多种疾病，在许多人叹息之际，我知道，父亲就像一张紧绑着的弓箭，突然松弛了下来。

　　换句话说，也许父亲就是最后几年劳累过度给累死的。

　　我小时候，见过一种晋南老黄牛，在田里，不论面对着多么重多么累的活计，它都会瞪圆双眼，拼死拼活，一刻不停，假如活儿干完了，主人发出了歇息的号令，他扑通一下倒在地上，再也爬不起来了。

　　由此，我除了想到类似“春蚕到死丝方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等词语，我还想起来一句话：“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我想，父亲恰恰就是这样的人。

　　父亲临终时，一直在反复念叨着：我要回山东老家，我要埋在那里……

　　第二年夏天的时候父亲去世了。

　　在收拾他的遗物时，我意外地发现了几封父亲保存的老家亲人的来信。

　　原来，父亲患病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父亲至死都依恋着他生他养他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