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新诗应运而生，以《女神》破除一切陈规旧套的自由奔放形式、火山爆发般的叛逆激情取代了初期白话诗那种平坦自然而又缺乏想象和强烈情感的平实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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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现代新诗，在晚清“诗界革命”到“五四”前后的初期白话诗的历史过渡中产生。龚自珍以“欲为平易近人诗，下笔情深不自持”的姿态，首开近代诗风。而戊戌变法前后，更有黄遵宪、梁启超、谭嗣同等大力鼓吹“诗界革命”，提出“以文为诗”的口号，试图对整个旧体诗的结构加以变革，从而发出了新诗运动的强力先声。新诗则挟“诗界革命”之威而一马当先，成为“五四”文学革命先驱。新诗的第一批名篇，如沈尹默的《月夜》、刘半农的《相隔一层纸》、胡适的《鸽子》，在语言形式上突出了新诗的特质及新诗的建立过程。而1920年3月胡适的《尝试集》作为中国第一部新诗集，表现出不怕失败，勇于创新的大胆尝试，反映了新诗逐步由旧诗的违格、再构，直至诞生出全新的新诗的具体过程，揭示了早期新诗从旧体诗中逐步蝉蜕的过渡性特征。也就表现出这一时期新诗的最大意义尚局限于突破文言这一语言的牢笼，仅仅只是在形式上的突破。虽然“五四”前新诗人对旧派诗的批评是义无反顾的，意欲彻底打破旧体诗虚假的、腐朽的、僵化的形式枷锁。他们是勇敢的，却又是天真的。以至于从1917年到1920年，白话新诗不但很少能捉真实的诗意，相反却难以摆脱对于旧诗词虚假的依附。

　　但“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彻底的反封建民主革命，它使新文学具备了极为先进、科学，乃至庞杂的思想基础。民主科学、人道、个性、共产主义等各种大异于“文以载道”“代圣贤立言”旧封建文学传统的新思想、新观念，当然不会仅仅满足于语言形式的变换，它强烈要求新诗在突破语言的藩篱之后乘胜进击，开拓奋进，成为时代主体精神之强力载体。面对时代的呼唤，应运而生的就是郭沫若的新诗，尤其是他的作品《女神》以破除一切陈规旧套的自由奔放形式、火山爆发般的叛逆激情取代了初期白话诗那种平坦自然而又缺乏想象和强烈情感的平实诗风。故而闻一多在《女神之时代精神》一文里大赞“《女神》真不愧为时代第一个肖子”。它的问世，迅速结束了“五四”诗坛上的“尝试”时代，开一代诗风，引领新诗踏上新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