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一生致力于世界和平运动，是中国新诗奠基人，是继鲁迅之后被人们公认的文化领袖。

　　与我们历来诗意的想象多少不同，郭沫若井喷的创作、奋力的笔耕，并不只受到“五四”时期狂飚突进气息的催动，也是囊中羞涩的表征。

　　接近十年时间的穷偃不起，不特造成生计的艰难，也深刻作用于他的性格和心理，令他充满屈辱。在这种生活中的郭沫若，开始变得富于敌意，以致“自卑”。

　　重新出现在上海滩的郭沫若，已跟过去斩断联系。花六年时间(自1918年起)，遍历炎凉，终于蜕去旧壳。他不但有了新的世界观，还揣着判然不同的自我认识、人生目标和生存哲学。这一次，失意、失落、失败没有重演。虽然开始在上海仍有一年多的跌宕，但显而易见，那个过去未曾跳出文人意识的郭沫若，正坚决朝社会的、政治的郭沫若走去，并在沸腾的广州完成转型。

　　大概在刚入20年代的时候，郭沫若一改逍遥潇洒、才子风流情状，变得烦闷激愤，对生活格外抱有不平，喜欢骂世和谈论“无产阶级”，乃至主张“暴力”。例如1922年他写道：

　　世界不到经济制度改革之后，一切什么梵的现实，我的尊严，爱的福音，只可以作为有产有闲阶级的吗啡、椰子酒;无产阶级的人是只好永流一生的血汗。无原则的非暴力的宣传是现时代的最大的毒物。那只是有产阶级的护符，无产阶级的铁锁。(《太戈儿来华的我见》)连几年前情有独钟的泰戈尔，也成了唾骂的对象。

　　诸如此类的言语或情绪，突然增多了起来，令人不免诧异。所幸郭氏《创造十年》和《创造十年续篇》两篇自传(现编在《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十二卷《郭沫若自传》第二卷《学生时代》，以下引文不另注出处者，均见此书)，留下了较为详尽的记述可供研究，我们只须将记述人的情绪、心理与事实本身做些甄别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