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7日，虽然大街上的风吹来阵阵寒意，北京的阳光还是灿烂的。在诗人刘湛秋零乱的家中，李英(英儿)在顾城悲剧事件后第一次直面国内记者的提问。她想摆脱过去的阴影，她想面对公众正常地生活，她想完成文学梦……但提问和叙述都还得从无法绕开的悲剧展开。

　　在激流岛上过着“影子”生活

　　我从一开始认识顾城，就陷入到唯美主义的幻想里，非常地理想化。顾城出国前，我只见过他4次面，都是和朋友一起去的，没有单独见过。每次像进殿堂朝圣一样，我的精神世界被他的光环所笼罩。

　　后来我之所以要出国，就是特别想争取一个自由空间。北京的胡同能带来人际关系的亲密，但没有私人空间，起码没有自己的房间，自己的所有想法、和刘湛秋的爱情都在压抑之中。我想找一个地方，没人管我，海阔天空地活。还有一个想法，想在国外打造一个空间，邀请湛秋出国，我们能自由地走在大街上。

　　1990年7月5日我离开北京去新西兰，到了激流岛上一个星期之后，我对顾城提出到外面找工作，因为当时钱是一个具体的问题。气氛一下就僵硬了，以前没有见过顾城那样不好的脸色。我意识到让他失望了，他感到了他所不能忍受的世俗。这造成了我的分裂，不能定位我的对错，我原以为我的自由和独立不是世俗的。谢烨告诉我不要刺激他，他的情绪非常极端化。过了几天他的态度缓和下来，我也喘了一口气。

　　其实岛上找不到工作的，没有商业和工业，也没有别的华人。这岛是顾城和朋友一起旅游时找到的，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一些有厌世倾向的英国移民聚集到这里。顾的孤独感是与生俱来的，不合群，表面上对人很礼貌，但不容易和人沟通，他说找到一个可以沟通的人，就非常看重。能与顾城沟通，我感到非常荣幸。当时我以为自己非常成熟，他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能听懂，能理解他梦幻的空间。他对我也一样。

　　在岛上时间长了，我和顾城能进入谈诗、谈精神的东西，我开始把和湛秋的感情、对他的渴望化成一个世俗的现实。湛秋在我们一开始就说即使他离婚了，也不可能和我结婚，不想再戴上镣铐。开始时对我的伤害很大，在岛上我可以没有这个痛苦，可以只谈精神，不谈身体之爱，我以为顾城可以给我带来这些。在国内，我和湛秋的关系是秘密的、压抑的，对家里人和朋友都不能讲，比如我想把和湛秋初吻的感觉对所有的女朋友讲出来分享，但不可能。和他一起到饭店吃饭都要先看看里面有没有熟人。这也是刺激我出国去那岛上的一个原因。

　　在岛上我却又成了另一个“影子”。奥克兰的朋友打电话来要我去，我不能说为什么不去。台湾媒体来采访、约稿，我都会在事前离开房间躲到海边去，虽然他没有说要我离开，但我意识到自己得给自己一个台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