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导语：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为何会在中国？我们一起来探讨与学习。

　　一、传播历程：保尔柯察金现身中国

　　(一)建国前后

　　长期从事中共党史研究的唐正芒教授对《钢铁》传播史有系统研究：《钢铁》最早的中文版是段洛夫和陈非璜由日译本转译的。而梅益翻译的版本影响力最大。早在1938年夏，八路军上海办事处秘书长刘少文将阿历斯布郎的英译本《钢铁》交给梅益翻译中文版。新知书店(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一个宣传出版阵地)的负责人也常督催梅益的翻译工作，梅益每次到“新知”来，总经理徐雪寒开口就问：“老梅呀，你的‘钢铁’‘炼’得怎么样啦?”梅益总是红着脸结巴着说“在‘炼’、在‘炼’……”1942年5月，《钢铁》的梅益译本终于问世，除在上海秘密发行外，还被运往苏皖边区、胶东和浙东根据地及大后方等。抗战胜利后，新知书店总管理处从重庆迁回上海，于1946年初重排出版了《钢铁》。自1946年6月到1949年8月，大连中苏友好协会、河北朝成冀鲁豫书店、太行群众书店、太岳新华书店、中原新华书店、华东新华书店、山东新华书店和读书、生活、新知三家战后联合而成的光华书店总管理处等，都曾分别翻印发行这个版本。“1949年10月共和国诞生前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又先后在北京、上海和重庆等地印行梅益译本9次7.6万册。1952年，梅益译本的版权转交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后经刘辽逸重新校阅，到1965年6月共印行46次，印数达136.9万册。”(唐正芒：《新知书店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文译本》，《党史天地》2000年第11期。以下凡引此文只标作者姓名)

　　当时还涌现出大量的《钢铁》缩写本和改编本。此外，《钢铁》还以话剧、电影、连环画的方式在国内传播。据武汉大学教授方长安等人研究，从1950年到1954年8月底，先后有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华东海军文工团、武汉市青年文工团、重庆市文工团、山西省文工团、甘肃省话剧团等演出话剧《保尔柯察金》，共计295场。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又在1962年再度上演该剧。《钢铁》的影片也于1950年、1957年上映播放。1959年，《钢铁》连环画的上集(共224幅画)以64开本出版，并于1963年6月和下集(共220幅)以48开本同时出版，共印25万册，成为重点保留书籍，并荣获1963年全国第一届连环画创作绘画三等奖。(方长安、户松芳：《<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在新中国“17年”的传播研究》，《广东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以下凡引此文只标作者姓名)

　　台湾“中研院”副研究员余敏玲对北京大学宣传保尔精神做过一个深入的案例研究：1957年1月，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夫人来华访问，并到各级学校讲述奥氏生平事迹与宣扬保尔精神。北京大学共青团打铁趁热，为宣传保尔精神，即以北大学生黄坚的案例，透过师生讨论的方式，引导学生学习保尔精神。黄坚十六岁时，家乡成为共产党统治的地区，父亲也因而有了工作。他在学校曾是第一批积极分子，加入青年团。参加土改宣传工作时，他与同班一女同学成为好友。抗美援朝时，共产党号召参军。黄坚决心放下书本，报名参军，并说服女友一同参加。临行前，女友突然变卦不去。五年后，黄坚从解放军转业，考上北大，重回学校。一次偶然机会，两人重逢，黄坚得知女友已从大学毕业，现在科研机关工作，她与她的丈夫已在科学刊物上发表过好几篇论文。黄坚不禁要自问是他自己错了，还是女友错了?黄坚因为进步而参军，却庸庸碌碌过了5年，如果不醒悟，还会庸庸碌碌过一辈子。他得到的痛苦结论是，他为了政治活动，放弃了学业，等于是放弃了为人民服务的本钱。岁月不饶人，生活的经验证明：忽视政治的人占便宜。这些人将时间用在学业，学到了真本领;而政治活动只是说说而已，不能解决问题，黄坚最后的结论是，过去他“太幼稚了。……对一切都是那么迷信，要追求电影小说里描写过的生活。几年来，我明白了，这种生活，这种牺牲一切的英雄，在现实中都是没有的，他只不过是作家和艺术大师们的理想而已。以往，我正是吃了幼稚的亏，现在应该老练点了”。但黄坚对这样的结论又有几分疑惑与不安。他觉得自己在政治上严重的掉队，不知如何是好。他也曾想到要退团，省得成为团组织的包袱，也省得心里不安。但他又没有这样做，却不晓得往后的路该怎么走?他将自己的问题投书到北大校刊，请求指点。

　　黄坚的投书，引起了学校师生热烈的讨论。有读者认为黄坚的看法不完全错，因为用心于学业和参与政治，在时间上会起冲突，而学生的本份就是以学习为主。另有读者认为黄坚也指出部分客观事实，亦即如果他不参军，在学业上会有更大的成就，这对科学落后的中国贡献更大。但是也有读者提出自己曾有过类似黄坚的经历，并坚持他的选择是对的，因为在北大生活美好的一切，都是革命先烈用生命换来，他也以参加这革命斗争为傲。黄坚参加抗美援朝并没有白白浪费生命，在书本知识上虽落后，却得到生动、深刻的教育。在革命的路上并没有停滞与落后。这样的叙述与观点和保尔自我反省后，对自己一生做出的结语几乎如出一辙。同时，有更多的读者认为黄坚将个人名誉，地位与革命贡献棍为一谈;他没有正确理解对革命贡献的问题，反而蒙上了个人主义的阴影。这些读者一致认为黄坚过去所做的并没有错，错的是现在的想法。他们呼吁黄坚应该巩固革命的人生观，不要计较个人得失，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真正的幸福是生活在集体中，共同为革命牺牲奋斗。

　　最后，北京大学青年团团委会宣传部总结道，应该学习保尔的精神：“那种对敌人无比的恨，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祖国无比的爱，学习保尔在平凡而又伟大的劳动中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的精神，来保卫我们的社会主义道路，推进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黄坚的经历与问题在当时的青年之中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共青团透过这样的讨论方式，无疑是要将保尔精神更深入青年的生活。(余敏玲：《苏联英雄保尔柯察金到中国》，台湾《新史学》2001年第4期。以下凡引此文只标作者姓名)

　　余敏玲认为：中共建国初期，所有的政策，都是向苏联一边倒，文化政策自然也不例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的第五天，中苏友好协会亦随之成立，总会长刘少奇致词道：“中国革命在过去就是学苏联，以俄为师;今后建国，同样是要以俄为师。”50年代的中国大陆有个十分流行的口号：“苏联的今天是中国的明天。”以俄为师，几乎成了政府推行的全民运动。在宣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苏联人民幸福生活的同时，难免出现一些夸大的现象。例如一位四川中学教员说：“苏联有一秒钟飞千多里的飞机。有长生不老药。”有些农村宣传员夸耀苏联农民加入集体农庄后，生活获得巨大改善，甚至说“苏联的猪每天吃水饺。”在这样的前提之下，以苏联社会主义写实主义的经典之作《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为塑造大众文化的工具，再适合不过了。

　　值得一提的是，这本在大陆十分风行的小说，也曾悄然在台湾发行。只是在50年代的台湾，由于不同的意识形态与政治环境使然，这本在大陆被力捧的红书，到了台湾却变成禁止的书。国民反动派当局不但不鼓励人民阅读，反而会因为阅读该书而惹祸上身。当时曾有12名台湾青年以叛乱罪名被军方起诉，其中的一条罪名就是向人宣讲“匪”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余敏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