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一篇“岳阳楼记”令当年的大宋皇朝一时洛阳纸贵，文人墨客争相传颂。其行文之华丽，思想之深邃，不用多说。作者“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旷达胸襟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伟大抱负更是后世学习之楷模，被朱熹称为“有史以来天地间第一流人物”！

　　这篇文章一般被认为是范仲淹人格理想的真实写照，这固然没错，但这远远不是开创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理想人格的先河之源动力。宋朝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和完善了隋唐的科举制度，对中国整个社会产生了深刻的社会影响。君主和贵族的政治演变为君主与士大夫的政治，普通百姓通过科举来入仕。“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由此晋升到士大夫的地位，打破了过去给贵族所垄断的从政之路，于是士的阶层应运而生。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士”必须要依附于皇权的力量才可能发挥其改造社会的作用，但其与生俱来的使命感，使他必须要对抗君权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哪用怎样的精神理念、原则来指导和规范他们的一言一行呢，怎样的理想人格才是他们的典范呢。于是，构建士大夫的理想人格成为那个时代的历史重任。

　　在先秦时候，孔子已经提出作为士的行为准则。“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卷而怀之”。“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孟子也说，“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点明士在出世与入世之间应该如何去取舍的人生哲学。虽然孔孟是大圣人，说出来的话几乎都是金句，这固然没错。但范仲淹觉得还远远不够，这只不过是一种被外部力量所驱使的行为而已。问题不是在于邦有道或无道的时候人应该如何做，而在于不管是有道或者无道你都应该坚持用同样的原则去做。强调内心的自由与自律才是构建自我人格理想的方法，真理与准则不依赖外部力量所给予，不需要外求，真理就在我们的每一个人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