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牧（８０３～８０５３）字牧之，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大和二年（８２８）进士，后来长期在各方镇为幕僚，武宗会昌以后，曾任黄州、池州、睦州刺史，大中年间回长安任职，官至中书舍人。有《樊川文集》。

　　杜牧出身于一个世代为官的家庭，他的祖父杜佑，为三朝宰相兼名学者，著有《通典》二百卷。这种出身是杜牧一直很自豪的，对于他的人生理想也很有影响，他在《上李中丞书》中说，自己关心的是“治乱兴亡之迹，财赋甲兵之事，地形之险易远近，古人之长短得失”。他曾写过《罪言》、《论战》等有关政治、军事的论文，曾注过《孙子》十三篇，还多次引古论今地给当政者写信议论政治、军事方略，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平生五色线，愿补舜衣裳”（《郡斋独酌》）。

　　可是，就算他真有管仲、诸葛之才，也未必能把唐王朝这件千孔百疮的衣裳补好了，何况他在中进士后十年时间里，大部分时间都在幕府沉沦下僚，直到四十岁才当上州官。因此，他时常又感到失望，四十四岁时在池州刺史任上，还发出“为吏非循吏，论书读底书”（《春末题池州弄水亭》）的牢骚，任州官以前，更是以落魄公子、风流文人的身份，流连于酒市妓楼。所谓“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倖名”（《遣怀》）式的放荡形骸，所谓“嗜酒好睡，其癖已痼”（《上李中丞书》）式的懒散颓废，与他心中时时想参政治世的雄心壮志，正好完整地表现了杜牧的心灵。

　　史学世家的遗风和对现实政治的关切，在杜牧那里没有机会像他祖父那样施展于实际政务或历史著述，却在他的诗中形成一种深沉的历史感。一些登临咏怀之作，别人写来大抵是流连山水，描摹自然，而杜牧写来，却常常融合了对自然、社会、历史的感触，总有一种伤今怀古的忧患意识，如《润州二首》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