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村里的腊月，像一挂小红鞭，一粒粒，爆得脆生，迅速，有声有色，瞬间便引爆了大寒。风冷得嘎巴嘎巴的。天空不是飘着雪，就是洒着很醇的阳光。其实，雪和阳光都像村酿，雪把火炉边的村故事洋洋洒洒飘得哪都是，冬阳却把靠在北墙根下的老头儿们，灌得脸上都有了红晕。

　　我一个媳妇家，哪有老头儿们悠闲。好容易放假了，把我的石头小南屋，扫了蛛网，擦了墙壁，换了新的油画、卷轴；把沙发巾、床罩，轮个儿清洗；柜子里的旧杂志清理出来，新买的书籍，捧着放进去；再在亮闪闪的柜玻璃上，粘一个胖乎乎戴草帽的小孙猴。看狭仄的屋子里，有了清新的年味，我就该腾出心思为邻居们写春联了。

　　上世纪90年代，学校都已不设书法课，能写毛笔字的很少，周围那片邻居“矬子里面拔将军”，把我给寻了出来。不知谁起头儿，大家纷纷把大红纸送往我家。也不管我写得好赖。谁叫我是个教书先生呢？

　　既然看得起，我就不再推辞，挽起袖子就上阵了。每年写对联，西邻那个爷爷辈的老人家，就会拿着自家的碟子，过来帮忙。裁纸，添墨，牵纸角，把写好的对联双手捧着放到地上。他似乎还有点老派的恭敬，跟我配合得很是默契。我的孩子一周岁大小，被孩子父亲捉着后衣裳的背带，在屋子有限的地面上，跌跌撞撞地跑。

　　是腊月二十五六的样子，年糕蒸出来了，豆腐压出来了，杀猪煮肉，骨头都啃过了，年事已接近尾声。小贩子，见缝插针在乡下游走，南窗下的街，常有吆喝透进窗棂，“收骨——头！收头——发！”小贩把吆喝弄得入味，前两个音节晃晃悠悠，优哉游哉，轮到“头”和“发”，就弄个急刹车，刚出嘴唇，戛然而止。我的孩子，一听这声音，就静止一霎，之后，兴奋得双臂乱舞，也附和着吆喝：“收骨——斗！收斗——佛！”可怜她字还说不清，音调却调配得惟妙惟肖。

　　三个大人就停下，一起大笑，笑声暖暖的，跟满屋子的红对联相映生辉。

　　往往要写一整天。橘黄的夕阳斜照进窗棂的时候，对联干爽了，我用毛线把它们捆成一卷一卷，依次排着队，像幼儿园的孩子，被各家领走；邻人来取对联时，都不肯空着手，几块豆腐，几方年糕，或者一盘炸油果，还有花生之类零碎的吃食。我也不拒绝，将超市买来的糖果，装一小袋子，交换一下，给他们带回去。

　　裁对联剩下的一堆纸片，也被我写上吉祥字，“福”“安”“喜”“丰”“余”“旺”，想起什么就写什么，这些吉祥的纸片，因为我的劳动，被赋予特别的含义。我祝福并感恩那些跟我们相濡以沫的草木、农具、牲畜、家禽，乃至帮我们过日子的缸、坛、灶、屋，祝福它们也过一个吉祥年。

　　三十那天下午，我把红红的纸片分给左邻右舍，让他们贴在床头、门边、厨灶上，粮仓里，牲口棚；我家也贴了满院子，红艳艳一片，喜气盈盈。我的孩子被她父亲抱着，跟在我身后睁大眼睛看，她纯纯的眸子里，闪动的吉祥，让我瞬间感动莫名。

　　如今，城里乡下，手写春联已经很少了，商家赠联，卖年画儿的顺带卖春联，再没人再来寻我写春联了。不知怎的，手闲下来，倒好像缺失了一种年味。那样挥毫泼墨的安静里，竟然也蕴含着淳厚、温馨的年气息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