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惠特曼曾断言：一个民族的最高检验是自己所产生的诗歌。当然，这一定义不仅仅是为他个人所准备的，用在与他对称的地球的另一半，中国唐朝的一位伟大诗人杜甫身上，同样的合适。实际上，在世界级的大诗人中，他们之间还拥有着最多的相似性：他们都是为人的文学;他们的精神与脚步都从未离开宽广的大地;他们宏伟的诗歌大厦，都是由短章所构筑，并在其中包容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至今仍居住在他们的庇护里──无论我们正经受着如何的苦难与命运的不幸，然而，只要一想到自己是在重叠着杜甫的足迹与漂泊的大地，那么，所有的一切就拥有了一种神圣的慰藉。

　　尽管每位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对这位伟人的生平再熟悉不过了，但简单地回顾一下还是必要的，朝圣的路程，要求着无限的重复。他幸运地生于一个诗的时代──唐朝;又幸运地生于一个诗的家庭──祖父杜审言是武后时期的著名诗人，有“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这样的佳句传诵千古。但他的幼年却称不上幸福，很早就失去了母亲。虽然早慧，却体弱多病，寄居在姑母家里──这些征象似乎是为了要与他晚年的孤独，悲剧完成某种对接。公元731年至公元741年这十年间，可谓杜甫一生最快意的日子，它包含了唐王朝的鼎盛期与自己青春期的两次壮游，由“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这样的诗句，可见他当时的气象，自负。但与他困顿的一生相比，这样金色的时间毕竟太短暂了。仿佛回应着唐王朝天宝年间政治上的走向灰黯，成了婚有了家室的杜甫，亦陷入了生存的奔波，挣扎，“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处处潜悲辛”。当然，于他的精神世界来说，金色的时间仍不时地跳跃，闪现：公元744年(天宝三年)的孟夏，一个被闻一多先生喻为“青天里太阳和月亮走碰了头”的奇景出现了──杜甫与李白在东都洛阳相会。虽然他们一起漫游的日子不是很多，但以普通的时间观念来对此计算，显然是不合适的，因为这段时间至今仍在激动着我们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