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历二年(767),即杜甫漂泊到四川夔府的第二年,他住在瀼西的一所草堂里。草堂前有几棵枣树,西邻的一个寡妇常来打枣,杜甫从不干涉。 后来,杜甫把草堂让给一位姓吴的亲戚(即诗中吴郎),自己搬到离草堂十几里路远的东屯去。不料这姓吴的一来就在草堂插上篱笆,禁止打枣。寡妇向杜甫诉苦, 杜甫便写此诗去劝告吴郎。以前杜甫写过一首《简吴郎司法》,所以此诗题作《又呈吴郎》。吴郎的年辈要比杜甫小,杜甫不说“又简吴郎”,而有意地用了“呈” 这个似乎和对方身分不大相称的敬词,这是让吴郎易于接受。

　　诗的第一句开门见山,从自己过去怎样对待邻妇扑枣说起。“扑枣”就是打枣。这里不用那个猛烈的上声字“打”,而用这个短促的、沉着的入声字“扑”,是为了取得声调和情调的一致。“任”就是放任。为什么要放任呢?第二句说,“无食无儿一妇人。”原来这位西邻竟是一个没有吃的、没有儿女的老寡妇。诗人仿佛是在对吴郎说：对于这样一个无依无靠的穷苦妇人,我们能不让她打点枣儿吗?

　　三四两句紧接一二句：“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困穷”,承上第二句：“此”,指扑枣一事。如果不是因为穷得万般无奈,她又哪里会去打别人家的枣子呢?正由于她扑枣时总是怀着一种恐惧的心情,所以我们不但不应该干涉,反而还要表示些亲善,使她安心扑枣。这里说明杜甫十分同情体谅穷苦人的处境。 陕西民歌云：“唐朝诗圣有杜甫,能知百姓苦中苦。”真是不假。以上四句,一气贯串,是杜甫自叙以前的事情,目的是为了启发吴郎。

　　五六两句才落到吴郎身上。“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这两句上下一气,相互关联,相互依赖,相互补充,要联系起来看。“防”是提防,心存戒备,其主语是寡妇。“远客”,指吴郎。“多事”,就是多心,或者说过虑。下句“插”字的主语是吴郎。这两句诗是说,那寡妇一见你插篱笆就防你不让她打枣,虽未免多心,未免神经过敏;但是,你一搬进草堂就忙着插篱笆,却也很象真的要禁止她打枣呢!言外之意是：这不能怪她多心,倒是你自己有点太不体贴人。她本来就是提心吊胆的,你不特别表示亲善,也就够了,为啥还要插上篱笆呢!这两句诗,措词十分委婉含蓄。这是因为怕话说得太直、太生硬,教训意味太重,会引起对方的反感,反而不容易接受劝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