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杜甫诗歌的艺术风格多种多样，最具有特征性的、也是杜甫自己提出并为评论者所公认的是“沉郁顿挫”。

　　杜诗“沉郁顿挫”风格的形成，有其坚实的思想、情感和现实基础。

　　杜甫的忧患意识和批判意识都是源自儒家仁政思想，杜甫的理想模式仍是儒家的政治模式。在他的诗中病树、桔楠、桔棕、古塞、秋云……甚至高江、急峡、危城、孤舟、啼猿、翔鸟、落花、寒月以及那辛苦的织女、堂前扑枣的老妇、重负下呻吟的老农、新婚离别的夫妻、那巧取豪夺的官吏、骄横跋扈的将军、粗暴无礼的恶少、长安水边的丽人都成为颇能代表杜诗风格的意象，表现了诗人杜甫对中兴济世的期盼，对混乱乾坤的指斥，对横行霸道的愤慨，对漂泊流离的同情，对生灵涂炭的悲悯，对物力衰竭的惋惜和对博施济众的赞美。

　　杜甫现存诗千余首，深刻地反映了唐代安史之乱前后二十多年的社会全貌。诗人将自己的个人生活与国家、百姓的生活紧密结合，达到了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完美统一。

　　杜甫的一生都怀着爱国的热忱，“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岁暮》)，诗人对祖国是何等热爱;“独使至尊忧社稷，诸君何以答升平”(《诸将》)，诗人对祖国前途是何等忧虑;“必若救疮痍，应先去蟊贼”(《送韦讽上阆州录事参军》)，这是诗人为力挽国运、拯救人民而开出的药方：“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这是诗人对朋友的殷切厚望。公元759年是安史之乱爆发的第五年，虽然失地已收复，但战乱并未平息，国家仍未安定，人民还处在水深火热当中。以忧国忧民为己任的杜甫时时关注着平叛战争。在西行秦州前夕，他先后写下了《洗别马》、“三吏”(《石壕吏》《新安吏》《潼关吏》)、“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等关注平叛战争的诗篇，对国家走向统一表示了关注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