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列传读后感1

　　《刺客列传》描写了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高渐离六个人的事迹，始于曹沫，终于高渐离，他们的悲剧性也在逐步加强，只有曹沫一人全身而退。这六个人之中，知名度最高的无疑是荆轲，荆轲的事迹被千百代文人墨客传唱，可其余五个人被淹没在历史的风尘之中，不为大部分人所知晓。其实，他们六个人的事迹都是令人扼腕叹息，荡气回肠。

　　“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这句话被豫让提出来，就成了刺客的信条，他们不顾家人，不计生死，就是为了“知己”这两个字。前面已经说过，荆轲的知名度最高，可是现在看荆轲与太子丹的交往，其中掺杂了太多的利益，并算不得是知己。唐朝司马贞《史记索隐》转引来注解《史记.刺客列传》中记载：荆轲与太子丹游览东宫，荆轲拾瓦投蛙，太子丹捧着金丸给荆轲。他们又一起乘千里马，荆轲说千里马的肝好吃，太子丹就杀了千里马把肝给荆轲吃。荆轲在宴席之上说歌女的手美，太子丹就把歌女的手剁下来放在玉盘里送给荆轲。太子丹的所作所为，实在是有谄媚之嫌。荆轲虽然为人深沉好书，与贤豪长者相结，但是也是郁郁不得志的，每天和狗屠、高渐离在市集之上相乐相泣，旁若无人。太子丹对荆轲也算是有“知遇之恩”了，但是所谓“君子之交淡如水”就是说君子之间的交往不掺杂利益，可太子丹与荆轲并没有做到这一点，连荆轲也说“太子遇轲甚厚”。所以太子丹为荆轲准备好要去咸阳时，荆轲准备等自己的同伴，但是太子丹并不信任荆轲，以为荆轲要反悔，试探地说“丹请先遣秦舞阳”，他们连朋友之间最起码的信任都没有，更谈不上是知己。太子丹对荆轲不薄，荆轲去刺杀秦王，就有了“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意味。

　　但是，古往今来似乎没有人去注意这些，荆轲成了千古刺客的偶像，这和太史公偏爱荆轲有关，《刺客列传》里，荆轲所占文墨最多，其故事性也最完整，还有他身边诸如田光先生、高渐离等一批朋友所渲染出来了强烈的悲剧氛围。文人墨客也写诗作赋咏叹荆轲，例如陶渊明《咏荆轲》中说：“其人虽己没，千载有余情。”这其中自然也有荆轲他一诺千金，视死如归的缘故，但是《刺客列传》其他五人并不缺乏这一特点，所以，这并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与其他五人相比，荆轲的敌人是秦始皇。

　　秦始皇他“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并吞八荒”，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虽然他并不是完美的，他誉满天下同样也谤满天下，可这并不能抹杀他奠定中国封建王朝基础的功勋。而一个人所能达到的高度，通常是由他的对手来决定的。千古一帝秦始皇在历史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而竟然敢刺杀他的荆轲当然也在历史上扬名。尼采说过，慎重地选择你的朋友，更慎重地选择你的敌人，朋友可能影响你的成就，敌人会决定你所能达到的高度。所以，遇到一些人做出一些事，不要随便去和他理论生气，不是所有人都配当你的敌人。

　　《刺客列传》里，最成功的刺客要算曹沫了，曹沫挟持齐桓公，既达到了自己的目的，逼齐桓公交出了侵占鲁国的土地，自己又全身而退。专诸虽然达到了自己目的，以鱼肠剑杀了吴王僚，可自己也丢了性命。接下来的豫让、聂政、荆轲、高渐离，不仅没有完成任务，自己也丢了性命。而且秦王因为被荆轲行刺大怒，发兵攻燕，逼迫燕王喜杀了太子丹，为燕带来了祸患，但他们都是义薄云天、视死如归的死士，其悲剧结局可歌可泣，读来荡气回肠。我认为这其中最令人扼腕叹息的一位，是高渐离。

　　严格来说，高渐离并不是《刺客列传》里所描写的刺客之一，他是在荆轲刺秦王环节里出现的人物，只是一个陪衬荆轲的存在。太史公没有提到高渐离会什么武艺，与其他五位刺客将军、武士的身份相比，高渐离是一名乐师。在易水河

　　畔送别荆轲时，流传千古的“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就是高渐离为荆轲践行之作。似乎在这个时候，高渐离就已预见到荆轲悲剧的结局，并决定自己也踏上这个没有回头路的征途。这是何其悲壮的画面！他与荆轲的友情可见一斑！当秦始皇通缉太子丹和荆轲的门客时，门客们都潜逃了。高渐离更名改姓给人家当酒保，伺机接近秦始皇。秦始皇因为爱惜他的才能，熏瞎了他的双眼，令他击筑，高渐离便把铅放进筑中，再进宫击筑靠近时，举筑撞击秦始皇，当然没有成功，被杀。但是这个时候，秦始皇已吞并燕国，这时再刺杀他，已没有什么意义。更何况，高渐离不会武功，他成功的几率微乎其微，然而高渐离这个击筑国手却义无反顾，这似乎有些寻死的意味。或者，他只是想已一死来告慰荆轲这个朋友，这个这才是真正的“士为知己者死”!他只是为义而死，其中不掺杂任何的金钱、收买、报恩、等等龌龊，死得轰轰烈烈。

　　“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李白的诗句描写了一个冷酷无情却又侠肝义胆的刺客。刺客，或者说杀手，这个职业在中国历史上可谓是古老传统却又有着奇特的旺盛生命力。但是，春秋战国那个君子之间争霸的时代过去，“士为知己者死”的刺客也消失了，剩下的只是阴冷的暗杀、丑恶的血腥，这怎么不令人怀念那些舍生忘死、舍生取义的刺客豪侠！

杜甫列传读后感2

　　南怀瑾先生年轻的时候，曾反复读了一百遍伯夷列传，才觉得真正看懂。我没有看到那么多遍，何况要看懂，也不仅仅是在一时之间看一百遍的事。可是读书笔记还是要交的，那就且以我这样二十遍的状况写吧，写到哪里算哪里，或者以后再看这篇又觉得不通了呢。

　　伯夷列传是《史记》里的第一篇列传，篇幅非常短，大约是列传里最短的了。它非常特别，不仅因为它的短，而且其中描写传主生平事迹的内容只有一个段落，其余的部分是各式各样看似与传主不直接相干的感慨。若说列传中有哪一篇最能直接地看到司马迁，听到司马迁，有哪一篇是司马迁自己站出来明明白白地加以论说的，那便是这一篇了，读后感《伯夷列传读后感》。写史的人大多把自己隐匿在行文之间，隐匿在对形形色色历史人物的记叙和评点中，然而到了伯夷列传，司马迁却是要用自己的笔书写自己说的话了。

　　伯夷列传里中讨论了两个主要的关系，人与现世的关系，和人与后世的关系。作为一个史学家，无怪乎司马迁谈到这两点时如此情绪激昂以至于要跳出来说点什么了。因为再将这两重关系联系到一起，就要谈到关于真正的历史和被记叙的历史二者之间的关系了，这正是司马迁要表达他著书的志向的地方，又像是《史记》的另一个自序。司马迁在前面的行文中分别讨论了这两重关系，又在"太史公曰"的部分把它们联系到一起来说。

　　人与现世的部分，司马迁说，"举世混浊，清士乃现".他盛赞了许由、卞随、务光、伯夷、叔齐这些浊世中的清士，他认同了这些人在举世混浊中的价值选择和道德操守，他肯定了孔子伯夷叔齐提到二人时评价他们所说的"求仁得仁".但是他同时提出了一个问题——他们真的不怨吗？而他提出这个问题的依据，正是伯夷叔齐临死时所做的诗歌。

　　诗歌的原文是：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

　　这其实是觉察到自处于末世者的绝望叹息。他们是秉承着上一个时代禅让的政治传统和上古政治伦理的最后的人，他们自认应处在神农、虞、夏之朝，而不是这混浊的西周。他们不愿走下首阳山去看这名为周的朝代，他们宁愿不食属于这个朝代的一粒粟米，好似这样就可以至死都留在上一个时代。所以他们说，"我安适归矣".

　　但不仅于此。司马迁用司马迁的双眼，看到了他看到的特别的东西。孔子针对伯夷叔齐，所判断的"不怨",判断依据是他们的求仁得仁，因为他们的现世追求得到了满足——他们从生到死都是在他们那个干净的仁世，未沾染新的大周朝的一粒灰尘——或者说粟米。然而司马迁质疑了他们彻底不怨这个观点，认为在其间还有别的怨——非关现世，而是关于后世，关于自己的没世。司马迁在引述上面这段诗歌时，特意地提到这是他们"及饿且死"时所作，因为这个时候，他们对于现世已经坦然和无怨，所以他们的怨，是针对身后而发的，而不是针对当下所发的。这便引出了第二重关系，人与后世的关系。

　　这怨是什么呢？从诗中看，关键在于"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一句，而它的解释，在于本篇最后一段太史公曰的第一句："孔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

　　"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这句话是很有趣的。它是说君子所忧虑的是在自己身后名声得不到传扬。然而初初看来，这似乎不大符合孔子的一贯言论，孔子说"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又曾经向学生子张区分过"名"与"达"的关系，言语之间是对于"名"的不屑。那么君子为什么如此在意自己的"身后名"呢？

　　这就要提到伯夷列传的另一个线索——许由务光二人同伯夷叔齐二人在死后的被区别对待。这个问题在本传的开头第一段被提出，而在"太史公曰"中被解答。许由务光虽亦是节义高蹈之士，却因为"非附青云之士"而不见称于后世，伯夷叔齐因为得到孔子的颂扬而广为人知。那么，被后世发掘和颂扬的条件是什么呢？司马迁引说，是"同明相照，同类相求",是"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只有拥有相同志向和操守的人，才会彼此欣赏，即便相隔几百几千年也如逢知音。他们"同明相照",其中晚生的那一个担当"圣人作"的职责，使万物得到归位，使已逝的那位圣人得到传扬，使这种精神在世间继续流传。

　　君子在意的，正是能否有这样一位身后的知己，或者更广地说，是能否还有那么一个时代，自己的操守能得到认同和理解。倘若没有，那么千百年而下，他们经历的将是真真正正、彻彻底底的孤独。

　　而伯夷叔齐忧虑的，正是能否还会有这么一个时代。面对着举世混浊和大醉不醒的众人，他们开始怀疑是否刚刚过去的的正是最后一个坚持着自己所坚持的这些东西的时代，所以他们哀叹"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他们追忆前朝，他们哀怜后世。这是他们怨的所在。

　　这个时候，第一重关系与第二重关系得到了结合，历史和被书写的历史之间的矛盾被提出，于是司马迁站了出来，他作为一个写历史的人，作出了自己的承诺。他要使这些人被看见，他要作为一个后生，用自己的光照亮这些历史的光源。

　　于是他书写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他将正史的关注点从一年复一年的祭祀征伐转移到一个一个活生生的构成了历史的"人"身上。于是他写荆轲，写郭解，他也写宁成、东方朔，他著书立传的目的和基础是一个一个的"人",而这是前人所没有做过的尝试。于是他在这篇伯夷列传——在七十篇列传之首的位置写下他的志向。自此为始，他提起他所手握的那一支史笔——他所拥有的最有力量的东西，为那些从没有人为他们立过传的人立传，称为"列传",他用一个一个血肉之躯筑成他司马迁的史书，他用衣袖逐一擦去那些隐没了千百年的明珠上的灰尘。司马迁使这些人的光照亮了历史的一片天空，然而他不能完全料想的是，他的光也照亮了自己身后的一片天空。

　　所以我觉得伯夷列传像是《史记》的另一个太史公自序。它是司马迁的态度和承诺，它也将这种信仰传递给了当下的我。然而我知道在我面前还有八十遍要看，但这篇读书笔记就到此为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