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子建的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讲述的是“中国最后的狩猎部落”鄂温克人近百年来的生存状况和当下困境，小说在地域书写上展示出特有的艺术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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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今天，以人类学为知识背景的地域性文化形态的书写，渐渐成为中国文坛的一种突出现象：张承志痴迷于伊斯兰文化思考与探索的心灵史、阿来描绘着世界屋脊上藏民族文化的奇幻、红柯叼着新疆的磨合烟跃马天山成为“西去的骑手”、张炜奋力拖着“古船”“游走在半岛地区有几十年”、贾平凹孜孜不倦地站在黄土高坡上吼着“秦腔”，迟子建则耐心地在白雪笼罩的白夜念叨着北极村的驯鹿。这些都成为近年来纯文学阅读界热切关注的对象。

　　人是文化的产物，也是文化的符号，对人的生活形态的描写，必须要揭示其被一种特定文化所影响和被制约的文化内涵。文学是人学，是描写人的生存状态、精神活动形态以及各种欲望的艺术文本，这就要求作家必须切实地掌握特定对象的社会构成与人生状态。于此，特定自然环境中的人物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以及由之而来的地域性语言形态(方言方音)、人际关系和人与自然交往的各种礼仪、习俗、传统等，必然地成为作家努力展示的对象，作品中的事件、组织和活动等情节设置，也必然是这种特定文化的内在动力所决定的。也就是说，有深度、能够保持长久生命力的作品，在描写独特人生形态的同时，还必须揭示出一个地域成员认同和践行的族群价值与信念，揭示出这个地域群体的文化生活的多重表现。在这样的视野下，我们就有了一个审视迟子建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切入点。

　　《额尔古纳河右岸》(2005)的标题，就昭示着鲜明的地域性，因为河流左岸就是俄罗斯。我认为这个标题具有三重含义：国家意识、鄂温克民族的种族意识、地域性。首先，“岸”是国界，在小说中，作者使用了鄂温克民族的迁徙历史和清代以来被俄罗斯大国沙文主义驱赶至“右岸”等事件，借用鄂温克人对往昔家园的回眸，表现了一种国家意识，即作品人物所说：“河流的左岸曾经是我们的领地，那里是我们的故乡，我们曾是那里的主人”;其次，标题强调了鄂温克民族的生存环境以及由这种环境制约而形成的种族意识;第三，凸显了“中国北极”的“奇妙”景观。用作者的话说，就是“我出生在黑龙江畔的北极村，这是中国最北的小村子，界河那边就是苏联了。小时候住在姥姥家里，每天早晨起来，看到太阳从苏联那边升起，常常有一种非常奇妙的感觉”。

　　这种童年记忆已经积淀为一种潜意识，常常成为制约作家写作思维的一股暗流。她说得很直接：“我的故乡有广袤的原野和森林，每年有多半的时间是在寒冷中生活。大雪、炉火、雪爬犁、木刻楞房屋、菜园、晚霞……这都是我童年时最熟悉的事物，我忆起它们时总有一种亲切感，而它们最后也经常地出现在我的作品当中。”也就是说，生在同样的地域环境中，同样的地理地貌和自然景观对人的思维方式的模塑，同样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由之而形成的价值评判倾向，让迟子建可以比较顺利地进入鄂温克人的生存语境。于是，作家在小说中，在一定程度上描写了对象的心理意识和价值取向，尤其是世界的认知方式，如鄂温克人把“日出的方向”称东，“日落的方向”称西，“中午太阳的方向”称南，“太阳到不了的方向”称北;鄂温克人主要靠太阳和星星来计时;白天按“天刚亮”、“太阳出来”、“太阳到西南”、“太阳要落了”等来计时;冬天夜里主要观测星星而将夜分成三段时间：“三星出来”、“三星偏西”、“三星要落”;狩猎地区的鄂伦春人，把太阳正南时叫“找狍子的时间”，太阳刚出时叫“打犴鹿的时间”，太阳偏西南叫“吃饭的时间”等。

　　1980年代初成名的鄂温克族小说家乌热尔图，这样述说过他们的历史：“大约在300多年前，一支赶着驯鹿群的鄂温克人出现在额尔古纳河畔。他们告别西伯利亚勒拿河上游的森林，辗转迁徙，落脚在额尔古纳河右岸的林地。应该说，这里是其祖先生活的故地。他们离开勒拿河上游的原因，主要是受到雅库特族群和哥萨克人的挤压，当然也是为了寻找更好的狩猎场，在一个理想的生存条件下繁衍后代。这部分使用驯鹿的鄂温克人，在额尔古纳河两岸徘徊了很长一段时间，他们与左岸俄罗斯商人建立了以货易货的贸易关系，接受了俄罗斯文化的一些影响，例如以俄罗斯人的名字为自己的后代命名，婚丧之俗也按照俄罗斯人的方式进行等等，但他们最终还是选择了额尔古纳河右岸的森林为自己部落的永久生存之地。使鹿鄂温克人在这三万多平方公里的林地中游猎、饲养驯鹿，不仅融入了这片大森林并成为自然生物链中生态平衡的一个重要环节，成为森林的主人。”

　　作者化身为一个鄂伦春老妇，以“最后一个鄂温克酋长的女人”的叙述角度，讲述着近百年来在各种外力影响制约和涤荡下，鄂温克人的生存形态和文化变异历程：一个自成体系的世界，随着社会的发展开始被解构了，鄂温克人对生活必需品的需求，让山外的各种信息传递进来：俄国商人、日本商人、日军占领下的集训民众、伊万参加共产党、大饥饿时期三个人进山偷鹿等，时代风云就这样自然而然地得到展示。而多元异质文化间的差异与冲突，也通过商业活动、强敌入侵、国家化进程而得到一定程度的展示。文化深层因素之间的断层、多元文化冲突的破坏性效应导致生活混乱和价值扭曲的文化病态，也在小说中得到了一定的表现，从而以鄂温克民族的生存窘况绘写，表达“全球一体化是以弱势群体的消失为代价的”等思考。作为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作为回忆的主体和故事的讲述者，这几层关系的重合决定了“我”的叙事视角的多重功用，使小说从众多方面，较好地展现了这个特殊种族生存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