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额尔古纳河右岸》用第一人称完成叙述，饱含民族情感，具有强烈的倾诉性。

　　《额尔古纳河右岸》借九旬鄂温克族老人之口，在老人一天的回忆中，向我们讲述了她和她的民族一起走过的百年历程。该作品于2008年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正如颁奖词所说：“迟子建怀着素有的真挚澄澈的心，进入鄂温克族人的生活世界，以温情的抒情方式诗意地讲述了一个少数民族的顽强坚守和文化变化。……”

　　本文试从倾诉性和景观化两大特征入手，分析《额尔古纳河右岸》获得成功的文本自身原因。

　　一、倾诉性――民族情感张扬

　　20世纪80年代，文坛上出现了大量饱含民族情感的“汉写民”文学，马原、高建群、冉平、红柯、迟子建等人都是其中的优秀代表。而在众多“汉写民”作品中，《额尔古纳河右岸》能脱颖而出，原因在于，迟子建作为一个“他者”，成功地实现了对鄂温克民族文化的认同，并在创作中，把这种认同借九旬老人“我”的叙述得到了近乎完美的倾诉，从而形成了文本饱含民族情感的倾诉性特征。

　　1. 倾诉方式――第一人称。《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叙事方式是回顾自身经历的第一人称。小说在开篇便向我们展示了一幅沧桑的画面：九十岁的鄂温克族老妇人“我”，端坐在皮褥上，喝着茶，向我们讲述她的百年心路历程。

　　在这种“追忆”中，“第一人称‘我’兼有两个主体：一是讲故事时的‘叙述主体’，二是经历故事事件时的‘体验主体’。”因此，在作品中，也就相应地“有两种不同的叙事眼光。一为叙述者‘我’目前追忆往事的眼光，另一为被追忆的‘我’过去正在经历事件时的眼光。”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既有“我”叙述出来的过去时空发生的事件，又有作为追忆主体的“我”处在现在时空的复杂的内心讲述。过去和现在两个时空交错呈现，构成对比，老人强烈的民族情感也在现实感受与历史追忆的徘徊叹惋中得以倾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