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以无数死亡的叙事建构起民族的历史，那么《额尔古纳河右岸》的文化意识是什么呢?

　　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通过对“瑕瑜互见的原璞世界”的书写，表达的是“对尊重生命、敬畏自然、坚持信仰、爱憎分明等等被现代性所遮蔽的人类理想精神的张扬”，这是一个具有世界性普遍意义的严肃的主题。从另一方面看，少数民族文化在现代性面前的命运处境也是儒家传统文化在现代性进程中命运的一面镜子，在现代性这个具有绝对话语权的中心面前，它们都处在他者、弱者的地位，经历了被改造、被转换、不断流散的过程，对鄂温克族民族文化的重构以及民族认同的忧虑背后我们也听到了传统文化的深长叹息、未知、迷茫以及坚守与认同的焦虑。

　　《额尔古纳河右岸》是以一位年届九旬，鄂温克民族最后一位酋长的口吻来进行讲诉的。她见证了这一民族在中国现代化的历程中，经历过中日战争、国内战争、“文革”混乱到新时期的建设，如何从与世隔绝、原始淳朴到一点点被迫地改变以至被现代文明收编的历史过程。当乌力楞其他的人都放下枪远离狩猎的生活开始在市镇上定居，随季节而迁徙的驯鹿也不再追逐自然的流转成为圈养的动物，老人却在乌力楞留了下来，成为这一民族传统生活方式的最后一位坚守者。她以回顾自己的一生故事，在历史与现实的回环往复之中串连起民族数百年的历史。我们需探究的是，在面对现代性文化的强势而必然溃败的命运面前，民族文化是如何讲述(构建)自身的历史的?这样的讲述包含了怎样的文化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