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宗被迫缢贵妃于佛堂前梨树下这非常引人注目的一幕，引发了众多文人墨客的咏叹。然而，文人的吟咏与史家的记述是不尽相同的。在文人的吟咏中，对玄宗与杨贵妃的态度也是褒贬不一的。总体说，偏重史实的作品，主调是讽刺;文学想象成分多的作品，主调是同情、感伤。

　　在白居易的诗歌作品中，《长恨歌》最受人们的关注，引起的争论也最多。二十世纪上半叶，俞平伯的《〈长恨歌〉及〈长恨歌传〉的质疑》和陈寅恪的《〈长恨歌〉笺证》是本诗研究中两篇重要文章。

　　对《长恨歌》的争论，从二十年代开始，直到八九十年代仍未结束。争论焦点主要集中在作品主题方面，主要有四说：爱情说、讽喻说和讽喻、爱情双重主题说、时代感伤说。另外，对杨贵妃的下落、作品涉及的本事也有一定争议。

　　有关论述摘编：

　　对《长恨歌》，作者自评：“一篇《长恨》有风情”。自许《长恨歌》是他的“压卷杰构”。

　　唐宣宗在追悼白居易的挽诗中，说：“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乐天之长恨歌，……实系自许以为压卷之杰构，而亦为当时之人所极欣赏且流播最广之作品。此无怪乎压千岁之久至于今日，仍熟诵于赤县神州及……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

　　在对《长恨歌》主题认识上，持爱情说者认为：《长恨歌》留给读者的，主要不是“惩尤物”式的道德教训，而是对刻骨铭心的爱情的深深的感动。作品前半部分虽然对李杨荒淫误国有所不满和讽刺，但全诗主要描写了李杨的爱情遭遇，歌颂了他们爱情的纯真性，而且这种爱情，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如褚斌杰在其《关于〈长恨歌〉的主题及其评价》中指出，白居易借李杨爱情故事“歌颂了爱情的坚贞和专一”。也有人认为，作者通过李杨爱情悲剧的描写，“歌颂了那种与人民的生活、人民的感情相一致的纯洁无疵的爱情。李杨的不幸，古代男女也能碰到，因而具有一般意义。”经过作者的描写，李杨情事超越了本身的限制，而具有普遍的意义。还有论者认为，诗中写李杨前期爱情只是爱色，随着时代和人物遭际的变化，进而升华为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