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宗被迫缢贵妃于佛堂前梨树下这非常引人注目的一幕,引发了众多文人墨客的咏叹.然而,文人的吟咏与史家的记述是不尽相同的.在文人的吟咏中,对玄宗与杨贵妃的态度也是褒贬不一的.总体说,偏重史实的作品,主调是讽刺;文学想象成分多的作品,主调是同情、感伤.

　　在白居易的诗歌作品中,《长恨歌》最受人们的关注,引起的争论也最多.二十世纪上半叶,俞平伯的《〈长恨歌〉及〈长恨歌传〉的质疑》和陈寅恪的《〈长恨歌〉笺证》是本诗研究中两篇重要文章.

　　对《长恨歌》的争论,从二十年代开始,直到八九十年代仍未结束.争论焦点主要集中在作品主题方面,主要有四说：爱情说、讽喻说和讽喻、爱情双重主题说、时代感伤说.另外,对杨贵妃的下落、作品涉及的本事也有一定争议.

　　有关论述摘编：

　　对《长恨歌》,作者自评：“一篇《长恨》有风情”.自许《长恨歌》是他的“压卷杰构”.

　　唐宣宗在追悼白居易的挽诗中,说：“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乐天之长恨歌,……实系自许以为压卷之杰构,而亦为当时之人所极欣赏且流播最广之作品.此无怪乎压千岁之久至于今日,仍熟诵于赤县神州及……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

　　在对《长恨歌》主题认识上,持爱情说者认为：《长恨歌》留给读者的,主要不是“惩尤物”式的道德教训,而是对刻骨铭心的爱情的深深的感动.作品前半部分虽然对李杨荒淫误国有所不满和讽刺,但全诗主要描写了李杨的爱情遭遇,歌颂了他们爱情的纯真性,而且这种爱情,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如褚斌杰在其《关于〈长恨歌〉的主题及其评价》中指出,白居易借李杨爱情故事“歌颂了爱情的坚贞和专一”.也有人认为,作者通过李杨爱情悲剧的描写,“歌颂了那种与人民的生活、人民的感情相一致的纯洁无疵的爱情.李杨的不幸,古代男女也能碰到,因而具有一般意义.”经过作者的描写,李杨情事超越了本身的限制,而具有普遍的意义.还有论者认为,诗中写李杨前期爱情只是爱色,随着时代和人物遭际的变化,进而升华为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