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长恨歌》中“长恨”的主人公，固然主要是李、杨二人，但也包括了作者和受强烈感染的读者。

　　《长恨歌》不仅是白居易的代表作，而且也是中国文学史上脍炙人口的名篇。对《长恨歌》中的“恨”字，历来人们只是普遍认识到如何理解“恨”字，关涉到对这篇作品主旨(或曰主题)的理解，因而关系重大，正如饶芃子先生所言：“‘长恨’是诗歌的主题、故事的焦点，也是埋在诗里的一颗牵动人心的种子”，但对“恨”字的具体内涵，诸如谁“恨”、“恨”什么、为什么要“恨”而且“长恨”，虽然间或有人提及过其中一两个问题，但或众说纷纭，或言之不详，都缺乏具体深入的探析，更谈不上取得共识了。这里想就此做一点比较具体的探析，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

　　首先，是“恨”字的含义。

　　《辞源》对“恨”有两种解释：一是怨恨、仇恨，如《荀子·尧问》中说：“处官久者士妬之，禄厚者民怨之，位尊者君恨之”;二是后悔、遗憾，如《史记·商君列传》中道：“梁惠王曰：‘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那么《长恨歌》中的“恨”，作者究竟是在哪一个意义上使用的呢?我们不妨看一看已有的说法，如有人说：“唐玄宗迷色误国，就是这一悲剧的根源”，“悲剧的制造者最后成为悲剧的主人公，这是故事的特殊曲折处，也是诗中男女主人公‘长恨’的原因”。“诗人对这篇诗的主题思想有自相矛盾的地方，既微有讽刺，又特别哀怜”，“最后无可奈何地用‘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表示悼惜，说明了作者……对帝王的这种‘悲剧’表示了某种程度的同情”;“诗中对玄宗的同情多于批判，有惋惜而无谴责”，“白居易一方面对玄宗惑于女色以致误国、误己表示痛心，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赞赏他的爱情，同情这位太平天子的不幸”，“而对玄宗的同情也包含着对盛唐的怀念与惋惜”;“诗中也有作者因与自己所爱女子不能结合的深挚恋情，憾恨之情的投射”,“‘比翼鸟’、‘连理枝’的愿望虽然美好，此生却难以实现，那么剩下来的，只有永难消解的‘长恨’了”。既是“悲剧的制造者”，又是“悲剧的主人公”，既曰“哀怜”、“悼惜”，又曰“同情”、“憾恨”，这“长恨”之“恨”，自然应是后悔、遗憾之意了。

　　但有人似乎又不这么认为，“白居易对这位先朝皇帝唐玄宗的荒淫生活进行批判……对唐玄宗由于奢欲而酿成的‘安史之乱’，几乎弄得国将不国，怎么还会去歌颂所谓‘李杨爱情’呢?”既非歌颂，而是批判，何言惋惜、痛悔与遗憾?所以“长恨”之“恨”，又似乎应是“怨恨”之义了。我们客观地来看，说作者在写这首诗时没有对李、杨的同情，是不符合这首诗浓郁的伤感惋叹的事实的。作者自言“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无正声”，白居易显然主要是把这首诗当作男女风情诗来写的，怎么可能不在其中寄托或表达自己对男女主人公爱情的看法呢?造成作者对这两个历史人物本来不值得那么歌颂的所谓“爱情”的原因是复杂的：一是表达了人们在安史之乱后军阀割据、赋税繁苛的情况下对这位开创盛唐繁荣兴旺局面的所谓“四十年太平天子”及其所代表的那个国泰民安的时代的怀念;二是出于人们对这位曾经很有作为的帝王晚年不幸的同情，而这两点都显然淡化了人们对他误国过错的认识和谴责;三是作者在汲取有关民间传说时，显然继承了民间传说中人民通过李杨故事寄托的自己美好爱情的理想;四是诚如人们所说，此诗中也包含了作者自己的“情爱自伤”因素。

　　由此可见，不论是从文本事实看，还是从作者的创作心理和学界大多数的观点看，将《长恨歌》之“恨”释为“遗憾”或“痛悔”都是比较合适的。

　　二

　　其次是谁“恨”?“恨”什么?

　　诗的结句“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虽然是全诗的点题之笔。但“谁恨”的问题依然存在。从这两句的前两句“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来看，“恨”的主人公似乎确然无疑是李、杨二人，但从作者的创作动机、寄托的人们的爱情理想、对盛唐的怀念、对玄宗的惋惜以及文本所流露的强烈悼惜之情来看，显然“遗憾”的主人公也应包括作者以及诗所感染的读者在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人才说：“在‘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这一点题之笔里，刻骨的相思变成了不绝的长恨，特殊的事件获得了广泛的意义，李、杨的爱情得以升华，普天下的痴男怨女则从中看到了自己的身影，受到心灵的震憾。诗以‘长恨’命题的意义，诗在艺术上的巨大魅力，似乎正在于此。”在接受美学的观点看来，这是非常自然的事。因此，在我们看来，《长恨歌》中“长恨”的主人公，固然主要是李、杨二人，但也包括了作者和受强烈感染的读者。

　　至于“恨”什么?即“遗憾”和“痛悔”的具体内涵，就笔者所想到的而言，至少可能有四：一是生离死别的遗憾和痛悔;二是造成国危民艰的遗憾和痛悔;三是未实现诺言的遗憾和痛悔;四是自酿苦果的遗憾和痛悔。以下试作阐释。

　　《长恨歌》有无李、杨二人生离死别的遗憾和痛悔?回答是肯定的，但却显然不能涵盖该诗及李、杨二人“恨”的全部内容，甚至不能代表其主要内容。因为：一，诗中表达的李、杨二人那么沉重的、刻骨铭心的思念和痛苦，显然不是仅仅“遗憾”和“痛悔”二词可以概括和表达的;二，诗是建立在神话传说的基础上的，既然坚信“但教心似金钿坚，天上人间会相见”，而他们二人虽一在仙山，一在人间，还思念得那么痴情而专一，那么，天上人间总会有相见的一天，为什么还会“此恨绵绵无绝期”?可见，遗憾和痛悔的主要内涵绝不是生离死别。

　　是不是遗憾和痛悔自己的行为导致国危民艰呢?似乎也不是。诗的前半部分，诚如有些论者所说的那样，作者充分描写了李杨二人一人“占了情场，误了朝纲”，所谓“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之类的描写即是;另一个恃宠骄奢，所谓“姊妹兄弟皆裂士，可怜光彩生门户”之类的描写即是。“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二句，对比中所暗示的因果关系和讽刺之意更是至为明显。若沿着这个思路写下去，必然就要写到“安史之乱”给国家造成的严重后果和给人民造成的巨大灾难，但作者并没有沿着这个思路写下去，不仅没有写到安史之乱所造成的国危民艰，而且“天旋地转回龙驭”一句转折之后，作者全力以赴描写李、杨人间天上的苦苦思念，不但没有写到唐玄宗一念及此，作者亦无一笔写到，可见诗中的主人公以及作者遗憾和痛悔的内容，都丝毫不包括两位主人公行为给国家民族带来的巨大灾难和忧患在内。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作者对此事的见解不仅比不上写出“石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里多”)的袁枚，也比不上比他稍后的杜牧的“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来”。

　　那么，是不是遗憾和痛悔未实现“世世代代作夫妻”的诺言呢?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而且认为不仅作品的主人公是如此，作者的主要情感也凝聚于此。从诗的两位主人公来看，他们本来是发誓要世世代代作夫妻的，但结果却一世还未到头就被迫生离死别了，怎么会不“此恨绵绵无绝期”?从作者在诗的后半部分大肆渲染李、杨人间天上的相思之苦来看，作者的最大遗憾和痛悔似乎也是凝结于此的。作者的这种感情倾向，也因为作品的巨大艺术感染力传达给了读者，因而读者在读这首诗时，似乎也淡化了对“安史之乱”严重后果的关注，而把关注点集中到了对两位悲剧主人公的同情之上。

　　至于如何看待主人公遗憾和痛悔自酿苦果呢?笔者认为，这只是后人的一种看法，而不是作品主人公的自觉意识和作者的主要意图。因为在作品中我们找不到任何关于这一点的证据。如果“恨”可释为“怨恨”，那就可能有如下几种答案：恨安禄山、史思明发动判乱?恨陈玄礼手下的六军逼迫玄宗让贵妃自缢于马嵬坡?恨玄宗面对六军压力而不能挽救贵妃一死?这三点虽在诗中找不到证据，但不是没有可能，尤其是第三点，则又回到了遗憾和痛悔未能实现“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爱情理想上来。所以说，所谓的因自酿苦果而“恨”而且“长恨”，只能是后人的认识，是作品的一种客观效果。从接受美学的观点看来，这种看法当然也是可以的，但我们觉得，这毕竟是作品的客观效果，而不是作品文本的内涵，不是作者的创作主旨。

　　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