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的女权主义者的笔下，关怀女性的重要方式是打倒男性，但实际上更加激化了男女之间的对立。在《长恨歌》中，王安忆却看到男性世界的动荡不安以及他们支撑的疲惫，她强调用女性的坚韧和以她们为主体的安稳的世俗生活，使其与男性世界形成互补，构成一个和谐发展的社会。

一、男女平衡的女性视野

　　由于社会历史的原因，长久以来，女性在文学史上几乎没有留下过重大的痕迹。18世纪60年代的西方，女性为了争取她们在政治、经济、社会事务等各方面被剥夺的权益，形成了对当时社会制度的猛烈冲击、有强烈的权力斗争色彩的“女权运动”。随着运动规模的扩大，女权主义进入了文化批评领域和学术界，并努力进行女性的主体性和文化认同等方面的建设。在中国，从“五四”开始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从庐隐笔下“我心彷徨”的海滨故人，丁玲笔下的“莎菲”系列，到《方舟》中会抽烟，会打家具，甚至会梗着脖子骂人的寡妇俱乐部的成员，再到关在“一间自己的屋子”［1］进行“私人写作”的林白和陈染，中国女作家在关注女性的写作道路上不断地探索，并取得不俗的成绩。“但由于我们对女性的认识是从西方接受来的，和我们真正的女性现实不一定合适”［2］所以虽然她们的作品中的主人公都能自觉地反抗男性，清醒地批判不平等社会现实，但由于她们无视性别差异，孤立地研究女性，完全从个体经验出发的写作态度又使之无法认清事实真相，从而在颠覆男性文化过程中出现矫枉过正的现象，带有了一定的女性霸权色彩。男女之间互相关怀的人间真情不仅没有出现，反而更加激化他们之间的对立，对于女性而言“实则是在传统的尊卑之外又平添了一份妇女所承担不起的负担”［3］在传统的“家”的分配中，男性主掌着主流世界的起伏成败，关注“大世界”的事情，女性则是生活的边缘，是以家庭作为她们的“小世界”的，因此女权主义者看到的是女性被压制而悲惨不幸的一面，然而在《长恨歌》中，王安忆看到的却是另一面，那就是生活的安稳。因为这种分配使女性避免了各种残酷场面凶狠的厮杀，所以她们可以没有太多的个性，可以对天下大事不感兴趣，可以没有那些形而上的焦虑，只要在“过日子”中展示智慧和能力，享受安稳人生，即使她们在现实生活中遭遇大不幸的时候，王安忆也没有把这些不幸的根源完全归结于男性。对于李主任、程先生、康明逊等这些承担着历史，又被历史压垮的男性，王安忆并没有操起笔来声讨他们的无能，更没有让作品中的女人们居高临下地挖苦、嘲笑男性的软弱。相反，她从人生的角度宽容了男性的无奈，从而谅解了他们，“人都只有一生，该是谁为谁垫底呢？”她看到城市发展的同时，也看到了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清醒地认识到男性因承担着太多的责任而显出的疲倦和衰弱。当女性在思想意识、经济生活上逐渐独立起来的时候，王安忆用她们的幸运而坚韧的一面，替代了男性无力和软弱的一面，从而构筑起这个世界的平衡。《长恨歌》选择了女性史——王琦瑶的一生来贯穿全书，王安忆这种面对现实，以承认差异为前提的女性关怀比走向极端的“女权主义”关怀来得更合理更真切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