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薇》通过归途的追述集中表现戍卒们久戍难归、忧心如焚的内心世界，从而表现周人对战争的厌恶和反感。下面是课文末章之美的分析，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

　　《诗·小雅·采薇》是一首以远戍归来的士兵的口吻写下的追述征战生活的诗篇。全诗共6章(每8句为1章)，以采薇起兴，前5章着重写戍边征战生活的艰苦和强烈的思乡情绪以及久久未能回家的原因，末章以痛定思痛的情绪结束全诗，悲苦之情感人至深。清方玉润《诗经原始》说：“此诗之佳，全在末章。真情实景，感时伤事。别有深意，不可言喻，故曰‘莫知我哀’。”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文学》篇记载：“近代谢公(安)因弟子聚集，问《毛诗》何句最佳。谢玄称‘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谓此句偏有雅人深致。”到底是什么原因使人们对这4句如此推崇倍至呢?清王夫之认为：“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薑斋诗话》卷上4)他着眼于景情相反相成的关系来把握其独特的艺术效果。这一观点得到有些学者的认同，如《先秦汉魏六朝诗鉴赏》中说：“真正探明此句之佳处的，当推王夫之。他在《薑斋诗话》中直指心源(按指以哀景写乐云云)……一般说来，诗歌创作情景交融的境界……而此诗相反。往伐，悲也;来归，愉也。往而咏杨柳之依依，来而叹雨雪之霏霏。诗人正是抓住了情和景暂不和谐的矛盾，运用反衬手法。深刻而有力地表现出戍边士兵的哀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44页)但也有很多人认为此观点不足取。常森在《归乡情悲——<采薇>新释》一文中指出：“其实，‘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一句虽然可以说是以乐景写离家出征时的哀伤，可‘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却绝对不是‘以哀景写乐’。诗歌写主人公归来时，明明说：‘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何乐之有呢?又哪里谈得上以哀景写乐?只要我们完整地把握诗人提供的各种要素，就可以发现‘雨雪霏霏’毋宁说是‘以哀景写哀’。”(《文史知识》2005年第6期，40页)

　　如何看待这两种不同的观点呢?我们还得回到对王夫之《薑斋诗话》原文的理解上来。我认为，对“‘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这段话可有两种理解：

　　一种是，“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的评述与前面的4句景物描写“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存在对应关系，即“杨柳依依”是“乐景”，用以写征人离乡之哀;“雨雪霏霏”是“哀景”，用以写久戍返乡之乐，从而起到“倍增哀乐”的艺术表达效果。

　　一种是，“以哀景写乐”是指诗歌创作中的情景反衬手法，这种手法具有独特的艺术表现效果，那就是“一倍增其哀乐”。《采薇》诗中“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4句运用了这种手法，但并不具有对应关系。

　　如果按第一种理解，诗义确有牵强附会之感。这首诗前3章反复抒发久戍之卒思归而不得归的忧伤，四五章文笔虽稍有转折，叙述戍守和战争的紧急与辛苦，既反映了当时边关的形势，又再次说明了久戍难归的原因，思归之忧仍悄然蕴含其中。末章除此4句外，也直接点明了主人公的心境是“我心伤悲，莫知我哀”，哀伤之情，溢于言表。整体上看，找不到“雨雪霏霏”是“以哀景写乐”的任何迹象。

　　按第二种理解，以上矛盾似乎便迎刃而解了。往伐，悲也;来归，愉也。此乃人之常情，然而返乡时，因“雨雪霏霏”而产生的忧虑(或家园不再，或亲人离散)，应“愉”而不能“愉”，恰是“哀”之本因，这同样是“反衬”，正是这种情和景不和谐的矛盾，表现哀怨才更深刻有力，正所谓“倍增其哀乐”了。在这里，“哀乐”是偏义复词，语义偏重于“哀”。“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以“乐景写哀”，可倍增其哀;“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以哀景写哀，而这种哀是本应“乐”却无法“乐”而产生的哀，其效果更能加倍，综合这4句的效果，恰是“倍增其哀”了。王夫之在《诗广传》卷3中又说：“善用其情者，不敛天物之荣凋以益己之悲愉而已。”这句话指出诗歌写景的目的在于抒情，达到抒情的目的后，景物本身便不再重要了。这恰如“言之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一样，“景之所以在情，得情而忘景”吧!

　　《采薇》诗的情感主调是悲伤的家园之思。这种情感主要是通过前3章重章迭词反复申义的方式和末章的特殊表现力来体现的;而末章的特殊表现力恰是使《采薇》成为千古佳作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