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边城》优秀教案

时间:2021-08-31

沈从文《边城》优秀教案

  《边城》是沈从文的小说代表作,这是一部文字优美、故事优美的中篇小说。下面我们为你带来沈从文《边城》优秀教案,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到大家。

  沈从文《边城》优秀教案

  教学目的:通过作品学习,认识沈从文的《边城》理想及其独特的艺术追求,体会他捍卫文学理想的执着性和坚韧性。

  教学时数:2学时

  教学重点:《边城》的人物体系和艺术特色。

  教学难点:沈从文《边城》理想的完满性与虚幻性。

  教学内容:

  一、作家简介

  (一)创作简介

  沈从文(1902~1988),湖南凤凰人,苗族。原名沈岳焕,出行于一个颇有名望的行伍世家。6岁入私塾,常逃学。1917年以预备兵名义入伍,五年多在湘、川、黔三省边境和沅水流域辗转流徙。受尽了“不易设想的痛苦,怕人的生活”,也积累了宝贵的人生经验,成为他日后文学创作不枯竭的源泉。1922年夏,五四运动波及湘西,沈受其影响赴京,考燕京大学未被录取,从此开始写作。1926年出版第一部作品集《鸭子》。30年代进入创作丰收期,30年代后期成为“京派”代表作家。他的创作题材广泛,形式独特,旨在展示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和平共处生命精神,及在时代大潮挤压下的扭曲变形。其湘西小说创作被称为诗化小说(乡土诗情小说),而其表现都市的作品则是讽刺体小说,一生结集80余部,代表集《八骏图》、《边城》,长篇有《长河》。解放后,终止创作,进行古代服饰研究。

  从作品到理论,沈从文后来完成了他的湘西系列,乡村生命形式的美丽,以及与它的对照物城市生命形式批判性结构的合成,提出了他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本于自然,回归自然的哲学。“湘西”所能代表的健康、完善的人性,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正是他的全部创作要负载的内容。

  青少年时代的沈从文,经常目睹发生在家乡的饥荒、动乱与杀人越货的情景,不满湘西黑暗、罪恶的统治,从小就产生了人性、人道主义思想,并且产生了到大城市找寻理想的想法。

  沈从文离家的导火线是“本地的几个绅士财主,都看中了他,想纳他作女婿,熊捷三这位湘西头号人物也有意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亲上加亲,这其实是一种策略,那些在当地称王称霸的人,以联姻的方式,能建立和巩固上层社会错综复杂的统治网络。但个性独立的沈从文却不肯入那个‘富贵牢笼’,居然还有了自己的‘初恋’。”他爱上了一个女孩子,并深信她也爱着自己。沈从文最后毫无商量余地地对熊捷三说:“那不成,我不作你的女婿。也不作店老板的女婿。我有计划,我得按照自己的计划去。”沈从文的思想和《边城》中傩送的思想是一样的,他其实需要的是活动的生活,想出去闯荡,不愿按照设计好的乡间绅士的道路走下去,要从那份既定的庸俗生活中逃出来,同时也是出于对滥用权力、残害无辜、使人民苟延残喘,活得糊涂而悲惨的大小统治者的憎恶。沈从文最终毅然走出了湘西,思考着更为严肃的人生问题、社会问题,寻求生命独立的价值意义,承担了较之一个乡村绅士远为重要的人生责任。中国现代文学史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二)沈从文创作《边城》的指导思想

  沈从文认为社会到处是丑陋,“可是人应当还有个较理想的标准,也能够达到那个标准,至少容许在文学艺术上创造那标准。”(沈《水云》,《沈从文文集》第10卷,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P276―279)――理想

  关于《边城》的主旨,沈从文自己说:“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沈从文所说的“人性”这个概念与沈从文心目中的苗族文化传统(本质)是同一个范畴。沈从文用“调节异质分布”(rdgulate the distribution of heterogeneous)的方法,首先在话语中构造了湘西苗族文化的同一性本质――这种完全同质(homogeneous)的领域基本上是一种纯粹的语言状态――然后把生活中找到的异质排除到西方那里去,让西方变成自己的“他者”,用“他者”的眼光看出自己的本质(传统)。沈从文试图从湘西苗族文化的本质(特殊性)中发展出普遍性,以此建立起他的“人性的小庙”,用以反抗汉族和西方的文化普遍主义。这就是沈从文的文化相对主义(苗族文化本位)立场,和沈从文全部作品的哲学基础。

  用沈从文自己的话说:“你害怕明天的事实,或者说你厌恶一切事实,因之极力想法贴近过去,有时并且不能不贴近那个抽象的过去,使之成为你稳定生命的碇石”。“那个抽象的过去”指苗族文化的同一性本质,即黑格尔说的“普遍同质的范畴”。“稳定生命的碇石”就是沈从文毕生拱卫的“人性”。

  关于《边城》,沈从文说:“将我某种受压抑的梦写在纸上。……一切充满了善,然而到处是不凑巧。既然是不凑巧,因之素朴的善终难免产生悲剧。……这一来,我的过去痛苦的挣扎,受压抑无可安排的乡下人对于爱情的憧憬,在这个不幸故事上,方得到了排泄与弥补”。这是沈从文通过《边城》寄托他的文化恋母情结的真实的说明,也点出了《边城》故事的悲剧性。

  我们可以借用沈从文自己的话来理解《边城》:“……事实上却等于把我那小小地方近两个世纪以来形成的历史发展和悲剧结局加以概括性的记录。凡事都若偶然的凑巧,结果却又若宿命的`必然。”

  “……内中写的尽管只是沅水流域各个水码头及一只小船上纤夫水手等等琐细平凡人事得失哀乐,其实对于他们的过去和当前,都怀着不可形诸笔墨的沉痛的隐忧,预感到他们明天的命运――即这么一种平凡卑微的生活,也不容易维持下去,终将受到来自外部另一方面的巨大势能所摧毁。生命似异实同,结束于无可奈何情形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