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长河中，有一条巨龙始终屹立在世界的东方，那就是我们的祖国——中国。我们为大家整理了祖国在我心中手抄报8k纸，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到大家。

　　祖国在我心中手抄报篇一：关于屈原的爱国故事

　　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屈原是楚怀王时的大臣，「博闻强志，明於治乱，娴於辞令. 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 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 因为他受到楚怀王的重用，引起上官大夫及令尹子兰的嫉妒，就在楚怀王及继位的顷襄王之前毁谤屈原. 楚王汏而逐渐疏远屈原，而且也不采纳他的谏言，最后甚至将屈原放逐. 屈原满怀愤怒，落拓江湖，在写下了绝笔作〈怀沙〉后，怀石投汨罗江自尽. 屈原死后数十年，楚国终因谗臣误国而为秦所灭. 但是屈原这位忠而见疑的悲剧英雄还活在楚国百姓的心中. 下面这个故事可以用来说明楚人爱戴屈原的心情。

　　雄黄酒：

　　据说屈原投江后，楚国的百姓哀痛异常，纷纷涌到汨罗江边去凭吊屈原. 渔夫们起船只，在江上来回打捞他的尸身. 有位渔夫还拿出事先准备的粽子，鸡蛋等食物，扑通的往江里面丢，说是让鱼甲吃了，就不会去咬屈大夫尸身(另一说是鱼就看不出来了，屈原就能吃到了)。一位老医师则拿了一坛雄黄酒倒进江里，说是要药晕了蛟龙，使它不能伤害屈大夫. 过不了多久，水面上浮起了一条昏晕的蛟龙，龙须上还沾著一片屈大夫的衣襟. 人们就把这恶龙拉上岸，抽了筋，然后把龙筋缠在孩子们的手腕，脖子上，又用雄黄酒抹七窍,使那些毒蛇害虫都不敢来伤害这些小孩子. 据说屈原投江的那天是五月五日. 从此以后，每年到了五月五日，人们都要划龙舟，吃粽子，喝雄黄酒来纪念屈原. 有些地区，则在端午节在门上插菖蒲和艾草，这固然是因为蒲艾有解毒的功用. 不过，关于这项艾习俗的起源，民间则有一种说法。

　　插菖蒲，艾草

　　唐朝僖宗年间，黄巢领兵造反，所到之处，杀人百万，血流成河. 老百姓只要一听见黄巢来了，就急急忙忙的逃难. 这一年五月，黄巢的军队攻进河南，兵临邓州城下，黄巢骑马到城外勘察地形，只见一波波的老弱妇孺涌出城外，他看见一个妇人背著包袱，一手拉著一个年纪小的男孩，另一只手却抱著年纪较大的男孩. 黄巢感到很奇怪，就下马问道： 「大嫂，你急急忙忙的要到哪里去」那妇人回答： 「听说黄巢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大坏蛋，不日就要攻进邓州. 城里的男人都被徵调去守城，我们这些老老小小，不如早些逃命」. 黄巢又指著小孩问她： 「你为什麼手牵小的，却怀抱大的呢」那妇人就说： 「怀里抱的，是大伯家唯一的活口.手 里牵的才是我亲生的儿子. 万一情况危急时，我宁可丢掉自己的儿子，也得为大伯家留下一支根苗」. 黄巢听了，深受感动,就对那妇人说： 「大嫂，好快快回去，用菖蒲和艾草插在门口，这样黄巢的军队就不会伤害你了. 」妇人听了，将信将疑，不过她还是回到城里，把这个消息传了出去. 第二天正是五月端阳，黄巢的军队攻进城里，只见家家户户门上都挂弓菖蒲艾草. 为了遵守对那位妇人的承诺，黄巢只得无可奈何的领兵离去，全城因而得以幸免於难. 为了纪念这件事，此后每到端午节，大家就会在门上插菖蒲，艾草，这项习俗一直流传到今天.

　　祖国在我心中手抄报篇二：徐特立的故事

　　徐特立“一生都是教书”，他自身的革命精神、高尚的情操和优秀品质被人们喻为“没有字的教科书”，教育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学生。

　　徐特立断指血书的故事是一本最感人的爱国主义教科书。1906年，他在周南女校教书，有机会阅读了《民报》、《猛回头》、《新湖南潮》等革命刊物，思想上发生了变化，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并指引学生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1909年的夏天，他应约在修业学校作时事报告。他痛斥了帝国主义在中国无所不至的侵略，列举了一桩桩传教士毒害中国人民的`惨案，他越讲越愤怒，慷慨激昂，声泪俱下。忽然，他跳下讲台，跑到厨房取出一把菜刀，当众砍下自己左手的一节手指。他用鲜血写下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八个大字，表示对帝国主义的愤恨和雪耻的决心。因为流血不止，他晕倒了。事后，省内外许多报纸都以显著位置报道了这一消息，徐特立的爱国壮举教育了各界人士，激发了许许多多教师和学生的爱国热情。

　　作为一位杰出的革命教育家，徐特立一生都保持着朴素节俭的优良品质，这是一本难得的修身教科书。早在湖南一师的时候，徐特立的生活节俭，就是全校闻名的。他的住处简简单单，没有大皮箱，没有大柜，没有什么值钱的家具，有的只是破旧的书籍。当时，长沙教育界有一个风气，中学教师被认为是有体面的人，出门都要坐轿子，显示绅士派头。可是徐特立却从来不坐轿子。他在长沙师范当校长，又在一师兼课，两个学校相距约10里地，他每次都是往返步行。遇上雨雪天，他就穿着“钉鞋”，打着雨伞，夹着讲义，从不缺课或迟到。一些教师看了很感动，慢慢地也都学着不坐轿子了。

　　1937年，徐特立领导着陕甘宁边区的教育工作。党中央刚进驻瓦窑堡的时候，当地只有一所学校。一天，徐特立去听课，他穿着破皮袄，腰系一根绳子，学校的教师还以为他是红军的马夫，没在意。第二天，徐特立又和董必武、冯雪峰一起去听课。冯雪峰向教师们介绍了徐特立，教师们大吃一惊，原来那穿着极为朴素的“马夫”，竟是边区教育部部长。有两首小诗描述他在延安时的俭朴生活：“延安诸老惟公特，生活简单如老卒;粗布征衣常补绽，自煮瓜果充粮食。”“少骑公马多徒步，不要随从来照护。携带两个冰馍馍，一天开会好几处。”

　　建国以后，徐特立住在北京，物质条件好了，他依旧保持节俭的作风。他常对亲属说，生活上的简朴，不仅可以省下钱来用于公共事业，更重要的是不脱离群众，锻炼人的革命意志，培养人的高贵品质。他的衣被鞋帽都是从延安时一直穿用到解放后，只要能补的，他就坚持不换新的。后来，他同意添置一套料子服和一双皮鞋，平时也不穿，只是因为要经常出席一些重要宴会和参加外事活动的需要。他在饮食上也十分简单，一直爱吃五谷杂粮和蔬菜。开始，他和中央宣传部的部分工作人员住在一起，房子很旧，也较挤，孙辈回家就睡在办公室的地板上。1952年，组织上要给他盖几间房子。他几次表示不同意，说等将来生产搞好了，人民生活富裕了再考虑。后来经过多次说服，并将修建费减去了1/2，他才勉强同意。他住在香山时，很少一个人坐小车。他跟警卫员算过一笔帐：汽车、汽油是用实物或黄金从国外进口的，从香山到城里，来回几趟就把一个中农的全年收入跑掉了。后来进城居住了，他还常常以步代车，保持了优良传统。

　　1968年11月28日，91岁的徐特立老先生因病去世。他是一位伟大的师表，他为中国教育事业奋斗的一生，永远为人们缅怀，被人们称颂。